以“最坏”的设想制订预案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大城市重大灾害应对中,如果要尽快使“回家困难者”得到妥善安置,必须有完善的灾后应对预案体系。 鄢圣华建议,对于“回家困难者”,要按照“最坏”的设想制定预案,比如计算避难场所容量、调整避难场所布局等。“这种制定预案的做法,会为灾难发生时城市管理者应对危机提供足够的回旋余地。” “大灾难发生后,不应鼓励‘上班族’马上回家。因为这时市内轨道交通长时间中断,各种次生灾害不断。此时回家,路上容易发生意外。”鄢圣华说。 “妥善安置‘回家困难者’是政府的责任。”鄢圣华认为,作为城市管理者,要迅速计算出这个群体的大概人数。“对于人数计算方法,可按照对建筑物的评价结果综合考虑城市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综合确定。” 据了解,国外通常采用简化计算方法,紧急避难疏散人员按照责任区域70%计算,固定避难疏散人员可按照责任区域40%计算,并考虑部分其他人员的涌入。在实际测算时,考虑流动人口影响,可进行部分折减。 鲁照旺提醒,在疏散与撤离过程中,需要城市管理者做好引导“回家困难者”的工作,尤其要正确选择避难场所,使避难空间足够容纳受灾人员。 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关东大地震时,在上野公园和芝公园避灾的市民有55万人左右;唐山大地震时,北京市仅中山公园、天坛公园和陶然亭公园就涌入17.4万人避灾。 由此可见,城市防灾建设首先应设置足够的避难场所,在城区中合理地分布,以满足城市各个分区的避灾要求。只有这样,大灾害后的第一时间,避难者才得以“有处可逃”,避免发生大批人员拥堵街道和踩踏等公共事件。 “回家困难者”生命安全的屏障 “仅仅有防灾设施和政府准备,并不能确保减灾能达到很好的效果。”闫笑非说,“民众长期不懈的防灾训练,以及由此培育出的防灾意识和逃生经验,是防灾设施和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大量灾例证明,人类预知灾害的能力有限。为此闫笑非建议,应加强对民众防灾意识的宣传教育。街道、学校、企业等单位也需经常开展防火灾、防地震、防水灾等灾难的逃生演习。 据金磊介绍,2004年,伊万飓风袭击古巴,但政府预先疏散了200万人,从而使灾后无一人伤亡。在当今古巴,全国城乡人口有超过95%的人经过日常救灾训练。这说明,防灾减灾并不为发达国家所独有,关键是要建设起一种基于意识、责任、制度、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防灾减灾文化与科技。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在城市中不同地段,要按周边情况建设相应应急避难场所。 一般来说,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分为“临时避难场所”和“广域避难场所”两种。前者多为人口密集地点附近的街头绿地、小型公园等空旷区域。后者多设于大型公园、广场、大学校园等地,不仅空间更大、可容纳人员更多,且可以在周边建筑群倒塌或发生火灾时为避难者留出足够安全距离。 鲁照旺认为,政府应把学校建成最好的避难场所。他举例说,在日本阪神大地震中,神户市80%的避难市民是在各类学校中避难。“学校大多有比较好的避灾条件,具备避难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有避灾的场地和建筑。” 在日本,应急避难场所的中坚力量是当地的小学。日本每所小学都建有仓库,存放压缩干粮、帐篷、普通药品等物资,这些仓库由附近社区家长和教师共同管理。当公共灾难出现后,小学操场和教室就成了紧急避难场所。而在日本的中学,一般还建有冷库,存放血浆、疫苗等救灾药品。 “在灾难发生后,应急避难场所是受灾者生命安全的重要屏障。”鄢圣华说,“政府要加大对已有应急避难场所的宣传、管理和维护。唯此,民众在大灾难后,才能从这里获得基本的尊严感和安全感。” 鄢圣华还指出,政府除做好应急避难的平时“功课”,要鼓励各社会力量参与灾后应对。比如要求企业尽可能为回家困难的员工提供居住条件,并在企业所在设施内储备一定天数的饮食和生活物品,等等。 据了解,在日本,在暴雨、地震等灾害发生时,东京会开放政府设施和公立学校供“回家困难者”暂避,并与商业酒店、铁路系统达成协议,让酒店开放大堂、车站开放站房设施容纳此类人员。这些措施在2011年“3·11”地震和同年9月的“15号台风”灾害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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