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伤惊魂记——记一起坎坷的工伤维权案

　　2012年5月15日，是第一次开庭的前一日，涂师傅穿着一身的破旧衣服，带着两名证人来到了我们办公室，我们跟证人了解了详细的情况，并逐一做笔录。第二天的庭安排在早上八点四十五分，由于在郊区开庭，我早上五点中起床，坐地铁再倒汽车，前后两个多小时才赶到法院。随着开庭时间越来越近，我明显看到涂师傅的眼神发生了变化，愤怒的情绪表露无遗，我也有一丝的紧张与期待，紧张的是证据问题，期待的是在法庭上打败公司，撕下它虚伪的面纱。开庭的时间到了，法官快步走进法庭，可被告席上仍空无一人。什么情况？对方缺席？迟到？就在这个时候，法官开腔了，由于公司没有收到法院的传票，本次不能开庭。什么？不能开庭？我们的两位证人好不容易来到北京，就这样什么也没做就要回去吗？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可法官解释说，文书送达是由法警大队送达，不是审判庭处理，所以她也是刚知道这个情况，现在只能由审判庭亲自送达。我们跟着法官，开车来到公司的驻地，大门紧闭着，院内偶尔传来一声电锯的声音。我们推开门，涂师傅看到老板娘在家，就赶紧奔了上去，随同法院一起去的记者紧跟着拍摄。老板娘估计是第一次面对法院和镜头，有点慌张而不知所措。当记者问她有没有给过涂师傅赔偿款的时候，老板娘顾左右而言它，甚至法官向其索要她丈夫的电话时，她更是以“不知道”来搪塞。

　　第二次的开庭时间，定在了6月5日，这一次单位派了代理人到庭，而法院也通知了多家媒体对庭审过程进行监督。公司的代理人看到有媒体进行监督，当即提出来拒绝采访，要求媒体不得拍摄，并提出来要查看记者证和采访提纲，法官解释说这是媒体对法院审判行为的监督，无需向其出示记者证和采访提纲，对方却不依不饶，最后记者拿出了记者证，对方哑口无言。一招不见效，对方又开始找茬儿，“我不同意媒体采访，如果法院坚持要媒体在场，我申请法官回避”，法官让其当场写回避申请，过不多久，法官回到法庭告诉他，经过审判委员会审查，他的回避申请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方的第二次搅局失败，就在我们认为可以开庭的时候，对方却又第三次找茬。对方神奇般地从包里掏出一瓶药，跟法官说他现在头疼，需要马上去医院，不能开庭，可从他之前的表现看，他应该比在场的所有人都健康。对于对方的无理要求，我们当场提出抗议，对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法庭秩序，他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法庭及时开庭审理。可是，法官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让我感到很窝火，很有挫败感，不但对对方的无耻行径感到愤恨，也对法院的一再妥协感到痛心，堂堂的国家司法机关，怎么能够被一个代理人牵着鼻子走呢，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第二次的庭审，就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我看到涂师傅脸上满脸的怒容，或许他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看到公司的代理人洋洋得意地走出法庭，他几乎都要冲上去撕碎他。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而煎熬的，这个案子从一开始走到现在，我们和涂师傅一样，都在经历着痛苦的内心挣扎和煎熬，有的时候在梦里都梦到这个案子，有的时候因为考虑和论证办案思路，让我一夜一夜地失眠。在第二次开庭一个多月后，我们等来了第三次的开庭，这次公司更换了代理人，没有出现上次开庭前的情况。这次庭审，法官对于收条的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按照公司的说法，2011年11月10日，公司老板和涂师傅在北京的厂子里协商工伤赔偿的问题，双方达成了一致，公司一次性给涂师傅赔偿17万多，让涂师傅自己准备好收条第二天来厂里领钱，2011年11月11日当天，涂师傅带着准备好的收条到厂里，公司老板亲手把17万的现金交给了涂师傅。为了证明公司的说法是虚假的，收条是伪造的，我们提交了火车票，并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由于公司需要提交收条原件，以及我们需要申请证人到庭，当天的庭审进行了一半，需要第四次开庭。在庭下，我们和法官就司法鉴定的问题又进行了沟通，并希望法官在下次开庭时能够就收条的细节再行补充询问，必要时我们将申请测谎。在走出法庭的时候，公司的代理人在门口等待我们，提出希望能够协商解决。我们表示可以协商，但是对于公司造假的行为，我们不排除依法追究造假者的刑事责任。当我们说到追究刑事责任时，我看到公司代理人的神情有一丝慌乱。

　　在这个案件处理期间，有多家媒体对这个案子进行了报道，包括最早的京华时报，还有后来的北京电视台、法制晚报，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法治中国》栏目。我相信群众的心是明的、眼是亮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公平秤，这是事情谁对谁错，只要是看过报道的人，心里都是明了的。这个社会充斥着欺诈，我们急需一场彻底的胜利来荡涤群丑，我们始终相信正义、公平的力量。

　　2012年8月30日，是法院确定的第四次开庭的日子，为了确保涂师傅和两名证人都能够到北京参加庭审，我们很早之前就提醒涂师傅买火车票，过一两天就要再提醒一次。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法院原本确定的第四次开庭时间是7月底，但是本来答应给我们作证的关键证人，因为自己女儿恰好在7月底生宝宝，不能到庭，我们紧急跟法官沟通改期，确保了这名关键证人能够到庭。

　　第四次的开庭，法官就收条的问题再进行了询问，包括收条是何时提供，何地提供，何时签字等，公司的代理人非常肯定地说，公司法人告诉他，收条是涂师傅提供的，签名和手印是给钱的当时涂师傅签的。不知道是不是代理人的记性不好，还是太紧张忘记了前后统一，法官在庭审后半段再调查时，公司的代理人又说收条上的签名、手印，是涂师傅准备好后给公司的，前后的陈述出现了完全矛盾的情况。我们及时抓住这一漏洞，提醒法庭注意他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请求法庭不要采信他们的抗辩意见。法官听了我们的提醒，询问公司代理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并要求代理人当场电话联系公司法人核实情况。在代理人准备打电话的时候，我敏感地认为，这个电话应当由法官直接打，直接问，当我把要求提给法官的时候，那边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一听对方的第一句话，就明白法官已经晚了一步。对方代理人在电话里的第一句话就说，涂师傅打的收条，签名和手印是他提前准备好的，还是怎么的。这很明显是引导性发问。在这个时候，法官也意识到了问题，就让代理人把电话给她，由她亲自问，可是，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机会，对方的信息传递已经达到了目的。通话结束后，我对对方代理人存在引导性发问的问题向法庭提醒，要求法庭不予采信。同时，我们再次提出来，要对收条进行鉴定，如确认属于伪造的证据，提请法庭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方代理人意识到自己前后陈述不一致和引导性发问的问题，再听了我们坚持要求追究刑事责任的话，有点坐不住了。最后，法庭询问是否可以调解，公司代理人马上表示，希望能够协商解决。经过讨价还价，公司最后同意了涂师傅提出的要求，一次性赔偿9万余元，并且当场结算。（HSE资讯）

　　当调解协议最后签署完毕，涂师傅领到全额的赔偿款时，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几个月来的煎熬终于得以解脱。可是，说实话，我的心里对于调解解决并不是非常满意，按照我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让造假者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从法院出来，外面的天气异常晴朗，空气中漂浮着轻松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