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E资讯:涂师傅,来自湘西张家界桑植县的一位朴实憨厚却又性格倔强的道地农民,家有薄田几亩,夫妻二人养育了一双儿女。原本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家人在一起有吃有住就是幸福,可是,随着一双儿女的长大,几亩薄田的产出已经根本维持不了家庭的日常开销,钱,成为压在家里顶梁柱老涂身上最大的担子,沉重而又无可逃避。作为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来说,能够快点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只有外出打工这一条唯一出路,幸好老涂学过木工手艺,算是有技术的人。2009年春节刚过不久,老涂托老乡找了门路,在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家具厂找了一份做木工的活儿,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老涂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2400块钱包吃住,是厂里给涂师傅开出的条件,虽然不高,但把吃住刨出去能净得2400,还算是过得去的水平了。在北京的生活是封闭式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厂子里面,十多分钟车程的县城,他都极少去逛逛。 平静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4月6日的早上悲剧发生了,在下木料的时候,涂师傅左手的四根手指被电锯齐根削掉,送到医院做手术,只接回一根,老板连院都没让住,直接带回厂里休养。一开始,老板说给他五万块钱的赔偿,可以过了没多久,就说给不了那么多,只能给一两万,涂师傅不同意,紧接着就被老板从厂里赶了出来。没了住处的涂师傅,为了给自己维权,带伤在外面流浪,地下通道、火车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开支,他每天的伙食简单到有点残忍的地步,吃的是馒头、喝的是自来水。就是在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然借了几千块钱请了一个社会律师,帮他打劳动关系的官司,因为证据太少,他找到了领自己进厂的老乡做证,老乡却向他提出了他无法接受的条件,作证可以,但要给他16000块钱。后来涂师傅才了解到,证人有八个月的工资在单位没发,要作证的话,厂里可能就不给发工资了。好说歹说,证人最终在涂师傅作出保证的情况下,才给他出庭做证,就说了几句没起到实质意义的话。 最后,还是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给涂师傅主持了公道,帮助其确认了劳动关系。拿到这份关键的判决,涂师傅成功认定了工伤,还被评定为七级伤残。接下来就是通过法律途径要工伤待遇,没想到在这个阶段却出现了大问题。 按照规定,要工伤待遇先要经过劳动仲裁程序,2011年11月11日,给涂师傅提供法律援助的赵律师带着涂师傅签名摁印的仲裁书原件去立案,没想到单位却利用这份文件,做了一个收条,收条内容大概意思是,公司已经支付给涂师傅各项工伤待遇、解除补偿金等共计17万余元,下面有涂师傅的签名和手印,还有收款的日期“2011.11.11”。蹊跷的是,涂师傅根本没有收到过这笔钱,收条上显示的收款日,涂师傅根本没有出现在北京,而是远在千里外的老家给老乡盖房子,他怎么可能在同一天分别出现在相隔几千里的两个地方呢? 可是,打官司讲的是证据,公司手上有涂师傅签名摁手印的收条原件,虽然收条的形式明显违反了人的正常行为习惯,但它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能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收条是伪造的,那么我们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等于零。涂师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更是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无奈,他不敢相信老板会无耻到这种地步,如此地不讲信用。作为代理律师,我们在谴责老板的同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来推翻这个收条。 我们认真地看了这个收条,形式上的问题比如有裁剪痕迹、字体不统一等很容易发现,但这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注意到,收条上明确表示,这个赔偿款是在2011年11月11日当天支付的,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就要集中在这个日期上。于是,我们就让涂师傅回忆自己2011年11月11日的行程,涂师傅说他是11月9号中午坐火车从北京会张家界的,10号中午到的张家界,到家已经是傍晚了,第二天他在老乡家帮盖房子。顺着这条线索,我们让涂师傅找找有没有当时的火车票,再有能否动员老乡给作证。万幸的是,涂师傅从一大堆纸张中翻出了11月9日当天的火车票,我们欣喜不已。 在涂师傅收集证据的同时,我和另外一名同事也在努力,我们一方面询问司法鉴定机构,能否对收条的真伪、文字形成时间等做出鉴定,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对方可能提出的抗辩意见。从司法鉴定机构反馈的信息是,一般情况下可以做此类的鉴定,但不敢保证鉴定的结果,风险比较大,而几家比较权威的鉴定机构,他们则不接受个人的申请,即使是法院等的申请,也对法院的级别有要求。如此看来,司法鉴定这条路走起来会比较忐忑,风险比较大,不能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上面,还是要多从细节上入手。 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证明涂师傅在2011年11月11日当天不可能出现在北京的事实上,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就本案的情况与主审法官进行了客观的沟通,希望法官在庭审时就收条产生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比如何人支付、何时协商、何时支付、何地支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信息。(HSE资讯) 已同步至 EHS最新资讯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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