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年,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暨研讨会5月29日在京召开。记者获悉,环保大部制和垂直管理在会议期间屡被提及,力图解决环保人“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乃至“站不住的也顶不住”的尴尬局面。中国行政体制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记者采访时呼吁,虽然与大交通部、大社保部、大文化部等相比,大环境部方案尚未列入机构改革议程,但其对于解决环保“三不管”和“各自为政”问题有很大迫切性。 环保干部的“顶不住”与“站不住” “过去环保人面临的挑战是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现在连站不住的也顶不住了。”曾担任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老环保人”杨朝飞表示。 一位环保部官员对此举例称,某地环保局局长曾在水源地某项目上与地方一把手产生矛盾,但最终“下级服从上级”,不得不在环评审批上签字同意。一年后,当地发生环境事故,“上面又把环保局局长推到前台,承担责任”。 环保官员正面临“近乎苛刻”的行政和社会问责。杨朝飞透露,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故,环保部到地方会查五个方面:环评的签字人、批准人是谁;项目竣工的验收人是谁;事故发生前环保官员是否到现场;到现场后提出的整改措施是否得当;整改措施提出后是否进行督促落实。 有媒体曾发表评论《如何看待环保人被问责》并分析称,一些环保人被问责的主观原因是责任心不强、执法不严、手脚不净。客观上则有三大原因。其一,经过几十年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地方过去积累的环境问题,开始集中暴发,环保部门的风险越来越大;其二,随着国家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对行政过错追究力度不断加大,对各类失职行为进行问责已成常态;其三,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有了自觉的要求,环保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监督力度不断加大,有些环保人却置若罔闻、玩忽职守。 今年是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与中国环保事业40周年,一位环保部权威人士承认,上述问题的根子不完全在环保部门自身,我国绿色转型仍面临诸多障碍: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不少地方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实现GDP增长,跨越式发展的冲动依然很强烈。同时,原材料、制造业和钢铁、水泥、石油等传统的重污染行业仍将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能源需求还会持续增长。 二是社会制度和条件不成熟。目前,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以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为重点,导致大项目、大投入和大增长仍是各级地方官员和决策者考虑的中心问题。 三是绿色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不足。当前,我国仍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政策来推动绿色转型,即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驱动方式。对于如何激励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绿色经济领域、发展绿色产业,则都还缺乏系统的政策安排。 四是战略和政策执行不到位,环境管理能力偏弱。在社会综合决策中,环保部门尚未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决策和管理的重要部门。在地方层面,环境管理与执法受到干预的情况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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