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治理花费或逾千亿很“差钱”

2012-8-23 10:51 | 发布者: EHS最新资讯 | 查看: 1868 | 评论: 0 | 来自: 时代周报

摘要：EHS资讯：8月初，关于昆明市“设想”“将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的消息，引发舆论哗然。　在这背后，是人们对滇池水质改善与多年治污巨额投入不成正比这一现状的质疑。“七五”至今，滇 ...

　　争议水葫芦

　　据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今年滇池水域预计控养水葫芦生物总量66万吨，计划采收50万吨，草海、外海各25万吨。

　　昆明人曾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直到1999年昆明世博会前夕，才将水葫芦这个晚来入侵物种基本从滇池打捞干净。因此，当2009年8月云南省生态农业研究所在滇池西华湿地试验水域投放紫根水葫芦治污以来，围绕用水葫芦治理氮、磷和蓝藻的做法，人们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

　　侯明明虽持正方立场，但对于水葫芦亦非常谨慎。水葫芦吸附能力很强，能把氮和磷等污染物吸附在一起，离开水体可以减少水中的氮、磷。但如果没有及时收集，水葫芦蔓延之后，其下的水体由于缺少阳光和氧气，大量腐烂的水葫芦会造成二次污染。

　　“我一开始是反对的，但现在没有办法。水体污染不能用化学的办法来治，即使水中的污染没有了，但水支撑着一个生态系统，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也会受到影响。”侯明明一向坚持用生态化方法来治理滇池污染，即通过生态治理，以后的滇池保持原来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水生生物、水生植物、水生微生物的存活，和水体在这些生物作用下的自净能力，这些全部要保存下来。

　　侯明明强调：“水葫芦的量要控制，要合理规划。水葫芦一定要离开水体，要在每年的白露这个节气时，尽量把90%的水葫芦捞起来—在这个前提下，用水葫芦来治污，我认为是可行的。”

　　而提倡打造低碳滇池的郭慧光，对在滇池内种植水葫芦则始终持反对意见。

　　滇池系受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喜马拉雅山地壳运动的影响，由云贵高原的石灰岩断层陷落而成。郭慧光说，滇东、滇南、滇西三大湖群，80%-90%都由断陷形成，湖泊是动态的，从形成那一天开始，整个湖泊的演化过程就是一个走向消亡的过程。

　　如今已年届高龄的滇池，平均深度仅4米，不及早期深度10米的一半。最近两百多年，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等原因，导致水草茂盛，沉积到湖底，逐渐把湖底填浅。郭慧光说，打个钻下去，十多米都是湖沉积，最深的地方有10.7米。2000-2004年，昆明市把滇池草海底泥疏浚了一遍，疏出了800万立方米底泥，耗资4亿元。如今不到十年，滇池又变浅了，又要疏浚。

　　而碳正是把湖泊填浅、使湖泊老化的元凶。1986年，污染从量变积累为质变，滇池水质突然变坏。郭慧光认为，滇池污染物指标，除了传统的氮磷，还应该包括碳在内，但现在国内只认氮和磷。而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都认氮磷碳三个污染源，且对碳污染有很深的研究。氮磷多了会促进水体的生物量，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变成固体的碳，沉积到湖底。所以，治理湖泊不仅要减氮磷，还要低碳。而水葫芦是生物性的爆发，结果是积碳，向湖底沉积。

　　打捞收集和加工水葫芦的成本也颇为惊人。2000年前后，郭慧光还在环科所担任所长职位时，水葫芦还不多，约占滇池水面10%，但每年打捞水葫芦的成本已高达400万-800万元。

　　2008年，郭慧光做了“滇池水葫芦利用的工业化参数研究”。研究发现，由水葫芦制成的饲料不含任何有害物质，胡萝卜素、维生素、粗蛋白含量高，用这些饲料喂养出来的200头试验生猪肉质很好。但从打捞采集上岸，到进塑料大棚烤干、锅炉烘干，再用打粉机最终制成的草粉成本很高，比市售的草粉贵1/3，且能耗高。

　　“水葫芦不要去栽，栽了以后要花很大的代价去采集，沉积多了还要打捞底泥，打捞底泥要多少个亿啊？而且外海泥深，不好打捞。所以，要考虑水葫芦的负面效应。”郭慧光说。

　　郭慧光最向往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前的这段时间里人与滇池的良好互动。渔民平时打渔，冬季休渔时，就拿着竹棍打捞湖里的植物运到岸边，当地叫“捞海肥”。老人把水草打成结，做成像普洱茶饼一样的草饼，再堆成垛子晒干，就成了很好的燃料。

　　滇池治理很差钱

　　郭慧光曾参加过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湖泊会议，对日本城市污水的治理规划、湖泊治理比较了解。他说，日本第一大淡水湖琵琶湖，水量相当于20个滇池，花了30年的时间治理，才达到类水，但未达到饮用水源标准，耗资1800亿美元。日本第二大湖霞浦湖，面积、水量是滇池的1/3，用了30年的时间，花了大约1200亿美元，治到类水，现在还在继续往里投钱。

　　滇池的治理投入也在逐年攀升。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下称“滇管局”）提供给时代周报的数据显示，“九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25.3亿元（其中国家投入4.88亿，省级投入4.6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5.82亿）；“十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22.32亿元（其中国家投入5.82亿，省级投入2.05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14.45亿）；“十一五”期间，滇池治理实际完成投资171.77亿元（其中，国家投入23.36亿，省级投入54.67亿，昆明市及其他渠道投入93.74亿）。

　　2012年4月16日，《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正式获国务院批复。以“六大工程”为主线，提出了“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饮用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业污染防治、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五大类项目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总投资420.14亿元。其中，占投资比例最大的分别为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设施与区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分别投资178.48亿、233.51亿元。

　　郭慧光说，到现在，滇池治理已经花了三四百亿元，最终花费可能逾千亿。

　　对于别人关于“滇池得的是癌症，治不好”的说法，郭慧光表示不赞同。他认为，如果有好的规划、完善的法治，以及足够的资金，滇池是可以治好的。在他看来，资金不到位是目前滇池治理的最大困难。

　　今年8月初，昆明市关于出台“向酒店入住者，每人每天征收10元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的“设想”，引发舆论哗然。有媒体解读，这一“设想”的背后是滇池治理的资金缺口。

　　滇管局相关人员亦透露，治理滇池的资金缺口一直都存在。

　　因此，侯明明提出，中央财政应加大对云南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减轻地方财政的负担。“长期以来，环境生态无价，资源低价，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对从事保护的这一方来说，是不利的。在生态保护地区的老百姓，越保护生态反而越穷。我们要可持续发展，一定要进行生态补偿，要让越绿的地方越富，用经济杠杆撬动人们的保护意识。”

　　2006-2009年间，侯明明在云南省贡山县带着研究生，研究贡山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计算后得出，高黎贡山为贡山县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3万亿元。侯明明把这个研究结果报告给云南省财政厅。他把3万亿的价值比作绿色银行，这个绿色银行为后人保存了生物多样性的种子资源、涵养了水、调解了空气。“云南省财政厅根据我的报告，每年向贡山县财政转移3个亿，这个地方的3万人靠着这3亿，医疗、卫生、保险、教育，各方面公共服务都由政府买单，就可以守着森林。”

　　侯明明估算，青海作为三江并流地区，生态服务功能价值11万亿元，而云南因拥有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湄公河、红河4条国际河流和长江，生态服务功能大大超过青海，是青海的4倍，有44万亿元，而且，云南的物种从热带、温带、寒带全部都有，比青海还多。

　　“云南把最好的税种，烟草、有色金属的税都交给了中央，又为国家办了4件国家必办的"国事"—生态保护、守边防、禁毒防艾、维护边疆民族团结。这4件国事本应该由中央财政承担。在转移支付没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出台了让老百姓出生态保护费的笨办法，社会反响不好。所以，希望中央理解地方财政的困难，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侯明明说。

　　治理账本有待公开

　　其实，早在昆明市2009年公布的《云南省滇池保护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提出“昆明市人民政府设立滇池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滇池的保护和扶持流域范围内群众的生产生活”，其中资金来源包括“滇池生态资源保护费”。

　　昆明市前政协委员今年67岁的伍宗兴曾是香港云通总经理，2007年退休后回昆明定居，并在随后的4年时间里环行滇池55次，写下40多篇环滇日记。除了为保护滇池呼吁、奔走，她一直向政府要求公开滇池治理账本。“治理滇池的资金有中央来的，省政府来的，还有市里的，市里的钱就是我们昆明市纳税人的血汗钱，我们有权知道这钱去了哪里。”

　　伍宗兴建议，“可不可以学香港做一个电子账户，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公开的，比如说买水泥，买了多少、花了多少钱，我们都有权知道。在香港，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还可以到最近的地区去，找信任的议员，他一定会告诉你的。这是绝对透明的。”

　　侯明明也表示：“长期以来，滇池治理的费用不公开，老百姓意见很大，还来收钱，凭什么收钱？必须公布钱的走向，使用目的、方法。中央不仅要加大投入，还要监督使用，滇池治理的规划设计要进行生态化转轨。生态转移资金的绩效考核，从各级政府都要来考核，钱到哪去了，干了什么事情，都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也有人士指出，滇池在治理过程曾经历过多次换个领导就换个项目的现象，现在重复劳动相当多，浪费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钱怎么用在正处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不要做一些重复劳动。

　　“昆明这个城市还在扩大，但滇池水质总算稳住了。湖泊治理不是马上突变的，也要慢慢变好，原来一点都看不到，现在能一点点看到了，蓝藻暴发的时间也缩短了。最严重的5年前，从高空看，外海都是绿色的湖泊。关键要有好的规划和计划，还要有个能科学决策、严格执行规划的领导。”郭慧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