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4天苦谈，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最终在上周日达成四份决议。协议内在主要包括欧盟履行《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要做的定量减排目标承诺；全球从明年开启2020年后，对所有缔约国都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谈判，并在2015年达成新协议；以及批准成立“绿色气候基金”，要求到2020年，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如何评价德班会议达成的协议？它对全球接下来的气候谈判有什么深远影响？中国为何突然软化立场，答应开启在2020年后对所有缔约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由各国组成的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和分歧是什么等，就这些问题，本报专访了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同时也身兼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的邹骥教授。邹教授以观察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这次德班会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对于德班大会最后时刻达成的协议，你怎么评价？ 邹骥：结果是积极的。从崩溃的边缘挽救的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且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宣布开启新一轮的对各个缔约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承上启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还依然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南都：为什么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邹骥：首先是对《京都议定书》，以欧盟为首的第二承诺期内做定量的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这些成果得到了保留。本来会前和会议期间就有一种悲观的预期，就是第二承诺期要没了，《京都议定书》要死掉了。若真如此，局面就大不同了，国际气候谈判将进入一个“冷战”“冰封”期，历史要重新写过了。这次德班协议保住了近20年来全球各国业已形成的共识和政治法律基础，是一个保卫战的胜利。 同时，它开启了一个新的谈判进程。在文件里叫“德班增强行动平台”计划，成立了一个特设工作组。这个谈判进程的最终目标是要在2020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满后，达成全球各个缔约方都参与的新的、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过去已有的全球气候管理体制和协议，谈及控排目标的法律约束力针对的只是发达国家。将来开启的谈判是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有的缔约方都有法律约束力的控排目标。 第三，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该说它标志着全球气候进程还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轨道上，还是在巴厘路线图的授权之下，依然还是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南都：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哪些？ 邹骥：一个是《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缔约方，特别是欧盟，德班协议要求它们在明年5月1日前，明确定量减排目标，它们也认可了，但还要观察，它们定到什么程度。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尽管它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1997年它没有签字，但不意味着它作为公约的缔约方就没有责任，按照巴厘路线图，美国也要做出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控排减排承诺，这个问题在协议上也没有明确落实。另外，对发达国家的排放状况、排放源的国际评估和审评机制，这次也没有取得进展，甚至有些倒退。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资金支持，以满足它们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这方面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南都：在德班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作为缔约方的加拿大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再兑现第二阶段减排承诺。 邹骥：加拿大早就威胁退出了，这次是正式宣布退出而已。根据原有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加拿大在2012年前，要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6.0%，未达到目标而要支付140亿加元（合136亿美元）的处罚金。加拿大的退出将使其免受这一罚金。加拿大环境保护部长肯特宣布退出的借口是《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国，没有意义。不仅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也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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