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NGO公益诉讼首告捷云南铬渣案终立案

2011-11-1 09:19 | 发布者: EHS最新资讯 | 查看: 2962 | 评论: 0 | 来自: 南方周末

摘要：草根NGO发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在云南曲靖首次立案，困局终破，但依然步履维艰。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证评估费、律师费、调查费等；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建立鼓励性措施，使得公 ...

　　马勇是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他坦承，“中华环保”立案之所以很顺利，与其半官方背景“肯定有一定关系，但有多大关系则打一个问号”。

　　“关键看做事的方法。其实，我们接到举报后，并不与当地政府、环保部门联系，而是先到现场调查、取证、自己检测，然后再找环保局。我们也不依靠他们的证据。”马勇说。

　　他认为，草根NGO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从事环境法律方面的NGO屈指可数，其次，跨省NGO提起的诉讼立案难，而中华环保联合会则是全国性的社团。

　　但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草根NGO和半官方NGO对环保部门、法院的感觉截然不同。马勇称，“我们在接触环保部门时，感觉他们很开放”，而草根NGO则感觉到明显的“不热情”。

　　对应于法院，情形相似。曾祥斌猜测，可能因为官方担心难以控制草根NGO，尤其跨省NGO，如果是半官方NGO则便于控制案件的走向。

　　在“陆良化工”最初的起诉状中，曲靖市环保局只是第三方，但递交诉状不久，曲靖市中院致电自然之友建议将曲靖市环保局列为共同原告。理由是，把环保局列为原告取证容易，由NGO取证困难。其次，环境损害的评估费用很高，NGO拿不出如此多的评估费，而环保局则可以出大头。

　　这个完全替NGO着想的建议，反而让NGO有所担心：将来即使审理，也是调解了事。

　　但为了能立案，两家环保组织还是接受了建议，将曲靖市环保局改为共同原告，重新递交诉状。2011年10月19日下午，在去曲靖市环保局、曲靖市中院前，李波忐忑不安，他担心环保局对诉讼请求表示异议，不愿盖章。但事实出奇地顺利，法院用5分钟办好了立案手续。

　　判决难，调解易？

　　两家NGO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贵阳等3地法院环保庭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大多以调解结案。中华环保联合会的马勇认为，调解也达到了判决的效果，而且最具效率。

　　但曾祥斌称，法官为了达到调解指标而大量进行调解，尤其是公益案件，“因公益诉讼本来就是在试验阶段，法官或者法院担心出错，担心自己领导的位置不保，担心被书记责怪等等”。

　　“如此一来，还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样调解的结果，就是让污染企业得利。因为调解都是以企业不能倒闭，继续为GDP做贡献为前提。而且环境修复也许需要1000万，但是法官调解就说，算了，400万吧，如此，环境继续被污染，生态依然没改善。”曾祥斌说。

　　调解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原告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如果实现不了诉讼请求，谁能授权给他代表公众利益降低诉讼请求？

　　显然，刚刚起航的环境公益诉讼尚有大量未解事宜。

　　首先是立案难。2010年4月，重庆绿联诉云南阳宗海水电站一案更富戏剧性，在此之前的一次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研讨会上，与会的云南省高院和昆明市中院法官都建议重庆绿联作为原告，向昆明市中院环保法庭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是阳宗海一案至今未获得立案。而在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重庆绿联负责人吴登明问参与的云南省高院和昆明市中院的法官：“当初你们建议我当原告，现在为什么又不立案呢?”而对方回答说，因为这两个水电站关系云南发展，所以省政府不同意立案。

　　从立案到审理等整个诉讼环节政府干扰的身影随时出现。

　　比如评估和取证。对于生态的影响和损害，理应由专业评估机构进行鉴定，但目前全国普遍欠缺。而且在取证过程中，环保部门相当抵触。

　　故“这个是他的领地，所有环境污染的背后都是环境执法部门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所致。再者，环境案件都是针对本地的企业，企业是本地GDP的贡献者，是地方税收的来源。环保局、法院怎敢违背书记的意志？尤其受害者众多的环境案件，属于敏感案件，律师代理时，还要上报司法局备案。这因此导致立案难。即便是那些所谓胜诉的环境案件，大多数是损害10，赔偿1或者2”。

　　因此，中华环保联合会马勇认为，无论是检察院还是环保局都无法提起真正的环境公益诉讼，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有太多困难，因此社会组织获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意义重大。

　　但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证评估费、律师费、调查费等；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建立鼓励性措施，使得公益机构保持持续的诉讼热情等等。民事诉讼法修订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