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得以平衡三方利益，才能达成国际气候谈判的真正和解。不过，松岗认为，全球范围内的多国之间进行交易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京都议定书》最终失效，采取两国之间进行具体合作的方式，也是实现减排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这需要事先进行试点，以测量碳排放数值等数据，考虑各自的优劣势和利益分配。” 实际上，“碳贸易和碳税结合是最有利的。”松岗更倾向于二者的互补。不过，引进碳税的关键问题是：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有多大，税收比率如何设定。他介绍，目前的想法是，并不制订固定值，而是让其缓慢发展。既不为消费者带来很重的负担，又能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之后，在鉴于征收的试验可以缓慢提高或降低。 对于碳货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说法，松岗认为其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不赞同阴谋论，松岗说，“避免资本游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金融手段和发展实体进行紧密连接的同时，制订一个严格的规范：投资方需对环境改善具有明显效果。” 棋走到这一步，欧盟貌似略占优势。但事实上美国的金融并不弱于欧盟。而“高盛在开拓碳交易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说法，就验证了这一点。目前，碳交易期货交易比例已经超过60%。而具有强大金融手段的美国自然不会亏待了自己。并且，美国虽然没有承诺上限减排，但是美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诸多州政府，并未轻视节能环保技术。 归根结底，还是新能源与化石能源的对抗，是谁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角逐。碳交易不过是其一个微小的衍生品而已。 混乱的中国市场 相较于之前的谈“碳交易”色变，中国官方文件已开始使用“碳交易”一词。在2010年10月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赫然纸上，这是中国首次由官方提出“碳交易”说法。而之前，在国际气候谈判重压之下，“碳交易”一词则是政府，甚至学界都唯恐避之不及。 传闻已久的《自愿减排管理办法》，则是中国政府释放的更明显的信号：“由自愿减排向强制性减排过渡。”杨智平告诉《英才》记者：“政府是有长远考虑的。自愿虽然不具备约束性，但是可以通过自愿减排进行平台建设、架构设计和制度设计的试验，实为强制性减排的雏形。” 政策性的放开让全国各省市都在忙于布局环境交易所。但“第一把交椅最终花落谁家，还不一定。而且每个交易所落户，对当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作用。”梅德文说，“中国是实行金融管制的，能够拿到环境交易所牌照，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据《英才》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有近20家环境交易所。一些省市，还不只挂牌一家环境交易所。如辽宁省目前就已有两家环境交易所。2010年6月大连市环境交易所刚刚挂牌成功。3个月后，辽宁又在营口市挂牌了一家环境交易所，号称东北首家环境交易所。虽然前者主营业务为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排污排放权益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而后者则是致力于碳排放权交易，看似略有区别。但前者的“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交易”已经涵盖了碳排放权交易。 甚至，一位不愿具名的西部地区政府人士透露，目前，他所在县政府正在研究建立一家环境交易所。如此位人士所在区县果真获得牌照，或许他所在地区可能成为全国首家县级环境交易所。这恐怕只是全国环境交易所层出不穷的一个缩影。 “现在还只是布局阶段，都还没有赚到钱。”杨智平说，“建设交易平台可以向政府争取一些优惠政策和资金。即便只是占据一个省的资源并加以盘活，也是有一定盈利空间的。盘子做大了可以被收购。” 杨智平所说非虚，那位县政府官员对《英才》记者也不讳言自己所在辖区的弱势，“小地方难以有大发展，但即便到最后被收购，也是一种收获。” 实际上，“现在更多地方，把环境的承载力，当成招商引资的条件。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排污权和排污空间卖出去，去减少引进项目，发展经济的机会。”曾少军告诉《英才》记者，时下热议的国内节能减排，与国际上所说的碳交易机制其实是两码事。 与环境交易所满地开花相似，国内的碳交易标准也十分混乱。其中，北京环境交易所制订的熊猫标准适用于大农业方面，天津方面的碳交易标准是适用于建筑领域，而上海方面正在制订适用领域稍微全面一些的标准。“现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是由于各地差异化发展，具有很强的个性。”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熊焰说。 梅德文也认为，“多重标准是很正常的，也是需要，最终都将由市场来定夺。” 那厢春意正闹，这厢却是门庭冷落。不同于各省市急于布局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介机构却是御寒过冬。这两年，“很多小的咨询公司和中介商已经倒闭了。”曾少军说。杨智平也表示，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步入寒冬”了。 目前，经过市场洗礼而顽强生存下来的碳交易中介商，一部分已经开始转型投资替代能源。“有资本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公司开始转投实业了。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等清洁能源，既有国家政策支持，还有相应的电价补贴。”杨智平说，“还有一种公司转型做合同能源管理。这些方向在国内都可以长期做，不受国际政策影响。” 还有一部分企业，依旧固守着CDM这片阵地。“一旦碳市场转好的时候，就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盈利。”曾少军说。 碳市场的三个缺失 再也找不到一个比“缺失”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中国的碳市场：配额交易标准缺失、金融手段缺失，技术研发缺失。透过三个缺失，中国在碳产业中的弊端一览无遗。 目前国内探索的“自愿减排交易只是象征性的，额度很小。”曾少军说，“没有排放上限，就不具备完成的动力。如果限定了上限，就有人完成的多，有人完成的少，还有人完不成，这才会产生交易。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要发展，就不能确定排放上限。一定的碳排放量与经济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缺乏了交易的动力，不仅交易市场活跃不起来，连金融市场也一起受拖累。目前，国际60%以上的碳交易是二级市场的期货交易。因此，碳交易市场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梅德文表示，“但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中国家，金融体系、技术体系和财税体系都存在很多障碍需要改进，但也只能进行渐进式改革。” 在碳金融市场建设方面，财税体系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一样重要。梅德文介绍，在新能源方面，国外从需求侧补贴的办法，值得借鉴。“国内是补贴给企业，这样并不能保证新能源最终被用户采纳了。补贴给用户的办法是更合理更科学的。”梅德文说。 实际上，碳交易的核心基础，就是先进的替代能源技术。目前，中国新能源技术成本高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向国外购买技术服务。”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分析和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姜克隽提出，目前，核电服务公司大部分都是欧洲和美国在做，中国核电成本集中在技术服务方面。 虽然梅德文表示，我们尚未错过这场以碳交易为表现形式，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基础的第四次工业改革这班车。但是形势也没有想象中那般乐观，我们只不过紧紧抓着改革的尾巴。光伏产业，市场和技术两头在外。而风电产业，我们也不具备高端技术。而核电，更是成了多个国家技术混战的“跑马场”。 “技术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姜克隽对《英才》记者说，“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高端技术冲突时期。虽然中国获取了诸多知识产权，但是创造能力还远远不够。更高水平的技术掌握程度还是比较弱。”他认为“未来是低碳的世界。到底谁能在未来占据高端，取决于科研实力和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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