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矿29人矽肺8人死亡 无法呼吸的村庄

　 在十堰竹山县双台乡银洞村，湖北银矿从1987年开工起，让进矿打工的当地村民，收入比城里人还高，成了当地第一批脱贫户。十来年间，下矿村民开始陆续被查出患了矽肺病。有的一家兄弟几个都没有幸免。

　　他们身体虚弱，连上厕所都要带着氧气瓶。因为拿不到矿上开具的相关证明，有些人甚至无法得到确诊患矽肺病的资格。

　　父辈承受着下矿留下的病痛，年轻一代却为生活所迫，依然有人选择下矿井。

　　但面对记者，这些重症患者平静得惊人，平静地叙述，甚至露出令人心酸的微笑。

　　两个氧气瓶子，一根长塑料管、一个痰盂。十堰竹山县双台乡银洞村村民黄朝仕患矽肺病的父亲，每天都躺在那里，咳得满脸通红，常常喘不过气。他不时起身爬到床边咳出污物，带着血。

　　22岁的黄朝仕安静地守在旁边，这画面他再熟悉不过，当年六叔就是这样咳死的。隔壁他五叔和三叔家，都有同样的氧气瓶、塑料管、痰盂。而他的哥哥仍在矿井工作。

　　五叔说，他们都在“等死”。村里患矽肺病的人家不在少数，他们只是确诊的一小部分。

　　全国八大银矿之一的湖北银矿，离他们家300多米远。村民说，1987年银矿开工，十多年间，村里的百余青壮年劳力进矿打工，确诊29人患上了矽肺病，8人因病死亡。

　　为了养家，村里第二代年轻劳力又下井了。

黄家：无法呼吸的肺

　　蓝色塑料管一头插着鼻子，一头连着氧气瓶。黄治卫已经下不了床，连上厕所都必须带着氧气瓶。

　　竹山县，位于十堰市境内，因境内茂林修竹、山清水秀，西魏时被改名为竹山。从县城出发，沿盘山公路驱车两小时到双台乡银洞村。路的尽头，是湖北银矿(现为湖北鑫银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铁闸大门。

　　银矿山下，就是黄家的几间土屋。黄家七弟兄，除老大和老七因身体问题，没能进矿工作，五个能进矿的兄弟，都不同程度患上了矽肺病。老二黄治卫，55岁，确诊矽肺病三期10年;老三黄治兵52岁，确诊矽肺病二期9年;老四黄治中50岁，矿上干了几年就外出打工，病症较轻;老五黄治余47岁，确诊矽肺病三期9年;老六黄治和患矽肺病三期，2005年病逝，当时刚满40岁。

　　8月11日上午，在老二黄治卫家，他半躺在床上，不时咳嗽，脸憋得通红。头上绕着蓝色塑料管，管子一头插进他的鼻子，另一头连接床头的两个蓝色大铁瓶，瓶上写着“氧气”。他已经下不了床，上厕所都必须带着氧气瓶。

　　床下放着痰盂，小儿子黄朝仕守在一边，不时帮他挪下身子吐东西。

　　黄朝仕，今年22岁，瘦高个子，襄阳某高校大三学生。暑假了，同学们都去实习，他却选择守在父亲身边。“怕爸爸病情恶化。”他低声说。过了一会儿，他又去隔壁探望了三叔和五叔。三家状况类似，四五十岁的男人围着痰盂，挂着塑料管，吊着氧气瓶。

　　“要不是想到妻儿，我早就自杀了，不用生不如死。”隔壁老五黄治余架着氧气瓶吃饭，没吃几口，又放下了。他每隔几秒钟，都要低头对着痰盂咳嗽。妻子默默站在一边，丈夫咳不出来时，她就帮忙拍拍后背。

　　“我就是等死，病死的话，矿上应该有几万块的丧葬费，要是自杀，怕连安葬费都没有。”他脸咳得通红。死亡对他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我现在生不如死。”他死死地盯着前方，表情僵硬而麻木。

　　“要不是我得病，孩子不会都要去打工。”提到孩子时，他脸部开始抽搐，眼眶通红，随手抓起毛巾抹泪。他的三个女儿都是初中毕业，两个外出打工，大女儿争取到了矿上上班。妻子常年找建筑工地干活养家。

　　网名：“连呼吸都那么虚伪”

　　“直到六叔去世，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和叔叔们都随时有可能离开。”黄朝仕说，此后的6年里，黄家人都笼罩在矽肺病的死亡阴影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银洞村很偏僻。1990年，村里共107户人家，435人，耕地面积220亩，村民们零散地沿河居住。十余年后，村里的人家越来越少。进村的路上还能看见小洋楼，越靠近银矿的地方，土屋越多。

　　据官方统计，该村目前确诊得矽肺病的有29人，十余年间，已有8名村民因此死亡。据乡里一位陈姓“土律师”统计，加上没有确诊的，银洞村患矽肺病的村民可能近百人。

　　因为得病的都是壮年男劳力，在丈夫得病或去世后，不少妇女就带着孩子改嫁外地。如今，村里只剩下70余户，和邻村合并成一个新的银洞村。

　　2005年，黄朝仕高一放暑假时，刚满40岁的六叔黄治和去世。那时，六叔的矽肺病已经到三期半，拍片子时肺部都是窟窿。当时他被家人带到了银矿卫生所，快死的时候，神志很清醒，眼睛直直瞪着，因浮肿涨得发紫的脸，跟骨瘦如柴的四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口里的痰咳不出来，无法呼吸，最后活活被憋死。

　　黄朝仕说，村里接连有人去世，他也记不清六叔是村里第几个因矽肺病去世的人：姚康，2001年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改嫁，家里还有老父老母;姚国学，2001年去世;韩明宝，2003年去世，老婆带着一儿一女改嫁邻省;刘英怀，2003年去世，老婆带着儿子改嫁;杨大明，2004年去世;郭祥江，2004年去世，老婆带着儿子改嫁……

　　“直到六叔去世，我才真正意识到，爸爸和叔叔们都随时有可能离开。”他说。此后的6年里，黄家人都笼罩在矽肺病的死亡阴影里，几个男劳力都得了这个病，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是谁。

　　当年开矿时，村里的男劳力，只要能干活的，基本上都下井了。十余年间，村里先后有百余人到矿井工作。现在只要谁家男人一咳嗽，家里的人都会紧张。渐渐的，村里的人串门，都已习惯了听见剧烈咳嗽，看见氧气瓶、痰盂、塑料管。

　　黄朝仕的电子邮箱昵称，也改成了“连呼吸都那么虚伪”。

　　命运：被银矿改变

　　1992年，进矿打工的樊和安月均工资有200余元，成了当地较早的一批致富户。2002年被确诊为矽肺病后，他找到矿上想换个轻松的活，结果“矿上当时就把我开除了”，家里一下子陷入困窘。

　　“守着金矿银矿，没想到却把自个都逼得没活路了。”43岁的村民樊和安叹息着。他家以前住在湖北银矿原址，小时候就听老人们讲，解放前，后山曾有人挖过金矿，里面肯定还埋着金银。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装备神秘的工作队进驻后山勘探，不久，就听说里面勘探出了金银矿。

　　黄朝仕说，开矿前，他家里还有七八亩地，父母说，那时一年能产两千斤稻子和七八千斤玉米，后来部分被征用，部分被尾砂矿埋掉。他印象最深的，是5岁那年，一堆堆的白色灰渣冲到田里，他和哥哥趴在灰堆上玩。

　　1987年，湖北银矿开工，他家从那里搬到银矿后面的山上。1989年，他进入银矿下井工作，成为签合同的正式员工。当年，他21岁，负责地质采样，这让他感到很光荣。

　　“当时一季度发一个口罩，花钱都买不到。”樊和安说，工人们在井下作业只穿水鞋、戴安全帽，大家也没意识到矿洞里的粉尘会造成矽肺。

　　1992年，他的月均工资有200余元，比城里很多人工资都高，日子开始好起来。2001年前后，他月均工资近2000元，家里买了彩电等家具，成了当地较早的一批致富户。

　　但2002年4月5日，樊和安等7位村民一起到十堰市东风职业病防治所检查，都被确诊为矽肺病。其中最年轻的肖代兵只有25岁。

　　“没有地种，吃什么啊?”确诊矽肺病的男壮年劳力们不甘心，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他们还想回到矿山去，换个地面的工种，干轻松活儿。但樊和安找到矿上，结果是“矿上当时就把我开除了”。

　　以前能扛140斤的他，现在90斤都背不起来。樊和安并没有黄家兄弟幸运，矿上也并没给他经济补偿，医药费全部要自己负担，家里一下子陷入困窘。

　　2009年，大女儿放弃上高中外出打工。“姑娘成绩很好，也想读书。”妻子刘承霞抹着泪说。

　　现在她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她把儿子送到村外的学校寄读，自己从村外的市场拖菜回来和丈夫去卖，一天赚五六十块钱。

　　要求：只想得到好点的治疗

　　查出患了尘肺病后，48岁的石先意找到矿上，希望能“好好治病”，但“矿里只是说让我不要再来上班，也不肯开用工证明”。

　　“爸爸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希望银矿能用心救治，用好药。”黄朝仕说，他只希望银矿卫生所医疗条件能改善。

　　2002年，三叔黄治兵将情况反映给乡、县两级政府。经村里与湖北银矿协商，由湖北银矿承担这20多名患者的治疗及生活费用，每名患者每月可领生活费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现在是858元。

　　黄朝仕说，他们家几位病人，还算运气好的，都拿到了诊断书，村里一些人还在跑职业病鉴定。

　　据了解，2002年5月1日起，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规定，出具职业病诊断报告，须用人单位出具相关资料。

　　8月11日中午，黄治兵家附近，又来了七八个以前的同事。刘洪应、樊和安、石先意、冯照平等，他们往返于矿和家之间，除来报销医药费，大多是来找单位开用工证明的。

　　48岁的石先意，1999年开始在矿上工作，今年3月才加入他们的队伍。他因腰伤住进竹山县人民医院，意外查出尘肺病。

　　该医院开具的病例栏上，写着“尘肺”二字。查出病后，石先意找到矿上，要求“好好治病”。“矿里只是说让我不要再来上班，也不肯开用工证明。”他说，目前为了确诊矽肺病，他去矿上七八次找人开证明，都遭到矿方拒绝，因为他跟矿上没签用工合同。

　　面对记者，这些重症患者平静得惊人，平静地叙述，甚至露出令人心酸的微笑。采访结束后的几天里，每天都有几位患者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记者，表达谢意之外，就是问候记者的“安全”。

　　8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湖北银矿，生锈的铁栅栏半开着，两侧盘踞着两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3个保安模样的人牵着狼狗守在门口。

　　湖北银矿相关负责人郭守昌解释说，既然国家有职业病这个说法，出现矽肺病就是正常的。

　　“工人得病后，是绝对不可能被清退的，他们都有生活费。”郭守昌保证说，1990年代，湖北银矿成立后，防护措施逐渐到位，并且采用打湿眼，用多种除尘方法，每年都会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体检，现在极少有新增矽肺病患者。

　　如今的湖北银矿，负责这20多名患者的治疗费用，病情轻的由卫生所治疗，病情严重的转入十堰市人民医院。

　　“之前管理不完善，有些人在外地做工，得了病也说是银矿的。”郭守昌说，对于离开矿上之后查出矽肺病的患者，公司拿到证据才承担费用。

　　对于“民工”无劳动合同一事，他解释称：“银矿有400多位正式工，都签有劳动合同， ‘民工’主要是井下施工队，只跟施工队包工头签协议，跟我们没关系。”

　　对于“民工跟包工头签合同，跟矿方无关”的说法，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良涛解释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4条，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发包的组织，即湖北银矿与个人承包经营者，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出路：父亲病倒哥哥进矿

　　“我哥哥还在银矿工作，也在井下。”看着喘气的父亲，黄朝仕平静地说。堂兄弟姐妹共10个，黄朝仕是唯一上大学的，其余都是初中毕业，或回到矿上，或南下打工。

　　8月11日下午，见到银矿有领导出来，黄朝仕和同村的几位矽肺病人，在离湖北银矿铁闸门八九米远的地方张望。没过多久，他又回家守在父亲床边了。

　　“我哥哥还在银矿工作，也在井下。”看着喘气的父亲和房门上的大红喜字，黄朝仕平静地说。

　　哥哥黄朝庆，1984年出生，2000年考上竹山县一中。当时父亲身体开始出现不适，已经很难正常上班。哥哥决定南下打工。此后，父亲身体不时出状况，2006年，黄朝庆回到银洞村。

　　“家里没地，粮食都要买，我也要上学。”黄朝仕说，哥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人只得反复找银矿领导协商，希望能安排他进矿，做地面工作。

　　2007年，黄朝庆成了矿上的正式工，2009年开始下井工作。黄朝庆说：“我跟爸爸他们不一样，不打炮眼，只推绞车，灰尘少。”

　　今年初，黄朝庆结了婚，妻子前不久怀了孕，他一个月两三千块的工资，对这个家庭更重要了。

　　2008年，黄朝仕考入襄阳一所三本学校，第一年学杂费1.3万多元。堂兄弟姐妹共10个，他是唯一上大学的。其余都是初中毕业，或回到矿上，或南下打工。三叔家的堂哥考上大专，却弃学打工，今年都29岁了，因为家穷、负担重，至今没讨上媳妇。

　　暑假，黄朝仕并没有出去实习，守着父亲。下学期他就大四了，因为成绩很好，同学们都劝他考研。“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好好学习，赶紧毕业，还完贷款，照顾爸爸，哥哥也就不用再下井了。”

　　8月11号晚上，兄弟俩先后跟记者说了同样的话：“希望早点带着父母搬离这儿，这是害爸爸和叔叔得病的地方。”

　链接

　　根据卫生部2010年的数据显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49970例，其中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现患527431例。2010年新发职业病27240例，其中尘肺病23812例。

　　矽肺是尘肺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由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粉尘引起，以肺部广泛的结节性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矽肺是尘肺中最常见、进展最快、危害最严重的一种类型。

　　2009年7月，河南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新闻广受关注，矽肺病又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由于多数矿工未与矿方签订劳动合同，大量患病的人无法得到劳动关系的证明，面临着确诊难、获赔难等一系列问题。

　　附：黄朝仕的日记(有删节)

　　银矿山下的一家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是再加上一座矿山，那该“养育”几代人……

　　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去河里捡鱼，因为河里的鱼全死了……当时捡了好多好多，高兴地提回家，但是我妈说，那鱼有毒，全部丢掉……

　　那一年我记得我爸在井下(矿洞里)当炮工……我三叔、五叔、六叔当时都是一流的炮工，他们就是想挣点血汗钱，让家人吃饱穿暖，让我们上得起学。那时候每到大年三十，我们这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团年饭，那饭桌上的酒杯你来我往，那火炉旁的欢声笑语，那马路上嬉戏的我们……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上初中那年，我记得父亲那三步一蹲，那驼起的背，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都让我心酸，都让我眼眶湿湿的，眼睛红红的。

　　傍晚陪父亲走走，看着父亲每走两步就要蹲下来，低着头拼命地咳嗽，那一声声咳得让我心惊胆颤，我轻轻地拍着父亲的背，可是我不敢拍，我只能轻轻地捋捋。那因咳嗽而隆起的背，那汗湿的衬衣，那湿湿的头发，冒满汗珠子的额头，那红红的眼睛……我都不敢看，因为我怕忍不住掉下眼泪。

　　上高中那年，回家看见两个堂弟在我六叔的病床上哭得那么伤心……

　　最后一次看六叔时，是那一年的暑假，那时打着针，吸着氧气，脸上因为打针而浮肿起来，和那骨瘦如柴的小腿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所有的人都忍不住落泪，奶奶也在叫着六叔，可六叔再也没有醒过来，奶奶也伤心地流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怎样的一种痛，可想而知……

　　那年我堂弟(朝阳)上中专，小堂弟还在上初中，也许是六叔的死对他们心里造成的伤害太大，他们相继辍学了，还是未成年人，就踏上打工这条路了。

　　我奶奶也因为太过伤心而大病一场，第二年去世了。我最小的堂妹，那年也辍学了，他是我五叔的小女儿，当时在上初一。也许是因为五叔的病吧。总之，那一年我们堂兄姐妹十个就我一个人还在上学。

　　我上大学那一年，我爸呼吸就困难，必须要吸氧，天天还要输液。大二那年，我爸病重，我回家看望，无意间听到我爸让我妈去找医生开点安眠药，说让他死了算了。那时我真的好恨自己，恨自己的无能和无奈。当时我们劝他要好好地活下去，每天别想太多，安心养病。好在他听了我们的劝，死的念头就此打住。

　　爸爸平时呼吸很困难，必须要吸氧，天天还要输液，几乎不能躺在床上睡觉。困了，就俯身坐姿趴着睡。病重的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是我妈妈照顾着，看着他什么都吃不下，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想想，我鼻子都酸酸的。

　　黄治卫靠坐在床上，身后是两个氧气瓶。儿子黄朝仕坐在他身边，常常会拉起他的手剪指甲，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拉着。 本报记者 周慧 摄

　　查出尘肺病后，在矿上工作十余年的石先意(右)却无法得到确诊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