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非典型血铅风波：政府从未将其纳入监管

    锡箔加工产业的自身特点，使其始终处于“灰色”地带，政府从未将其纳入监管视野，数千从业者亦无从识破潜藏在身边的危险

　　浙江再度发生血铅超标事件，这一次，是在绍兴。

　　此前的3月，浙江德清、台州两地先后爆出血铅超标事件。

　　与前两次事件由蓄电池企业引发不同，此次绍兴血铅超标人群皆为一个传统产业——锡箔加工业的从业者及其家属。

　　据6月10日的当地官方消息，绍兴所辖杨汛桥镇的五个村子中，有520名成人的血铅浓度在每升400微克以上(400微克－600微克应作为观察对象，600微克以上应住院治疗)，另有103名儿童血铅浓度每升250微克以上，皆超过每升100微克的安全水平。

　　然而，据当地工人反映，此前自发检测血铅超标者达数千人之众，他们中大多数为来自安徽、四川、重庆和贵州等地的打工者。

　　在绍兴，锡箔加工业历史悠久，这些锡箔主要用于制作冥钱等殡葬用品，该行业发展至今，未见衰败，反而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来源，从业者众。除了引入机器生产，以及更多使用高含铅量的原料，当地锡箔加工业保持了数百年来的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亦因此，该产业始终处于“灰色”地带，未被纳入政府的监管视野，其从业者对生产安全的知识匮乏，无从识破潜藏身边的铅毒。

　　出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以及对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不满，数百名血铅超标的工人一度前往浙江省政府门前静坐。至6月14日凌晨，省政府信访办相关人员及闻讯前来的绍兴县等官员，承诺落实相关生活补偿费及聘请专家提供治疗方案后，工人方陆续回家。

　　绍兴官方6月14日再度公布消息，杨汛桥镇锡箔工人中共有2836人参加体检，74人因“血铅浓度超标”而入院治疗，后有9人痊愈出院。

　　相较于此前的台州，此次绍兴血铅超标者人数更多，涉及面更大，其处置力度却远不如前者。

　　在台州，经过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批示，当地八名责任官员受到停职、撤职处分，企业业主被追刑责。而在绍兴，除当地政府责令作坊业主对血铅超标者作出经济补偿之外，至今无人受到问责。

　　恐慌蔓延

　　发生在绍兴的此次血铅风波始于一个多月以前。

　　5月中旬，有杨汛桥镇江桃村工人偶然从浙江教育科技频道的新闻节目中，看到有关浙江省兰溪县锡箔加工厂2人的血铅超标事件的调查报道，报道援引环保部门报告称，血液中的铅超过正常标准20%－30%，即会危害人体健康。

　　“那个节目之后，我们之间就经常谈这个话题，并带家人进行血铅检查。”一名工人对《财经》记者说。

　　由于杨汛桥镇紧临杭州市萧山区，工人们大多前往萧山区的医疗机构接受检查。

　　在陆续得到检查结果后，工人们发现，许多人血液中的铅含量在每升400微克以上。在37岁的工人万喜六的检验报告上，血铅浓度甚至高达每升825.5微克。

　　更令工人们担心的是，他们的孩子血液中的铅含量也普遍超过每升200微克，工人张彬两岁儿子的血铅浓度为每升301.5微克，据工人们称，有的孩子还被检测出血铅浓度为每升400微克以上。

　　联想到此前电视上所说，正常人血液中的铅含量不应超过每升100微克。恐慌情绪在人群中迅速传播开来。工人及其家属们纷纷开始诉说身体不适：头晕，腰疼。更有人感到绝望：“我们只剩半条命了。”

　　6月8日上午7时许，杨汛桥镇江桃村、展望村等五个村子数千名工人及工人家属，聚集到镇政府门前，希望镇政府对血铅超标事件给个“说法” 。

　　绍兴县政府方面亦迅速做出回应，绍兴县疾病预防中心随即发布《铅相关知识问答》公告，公告提出，如果经县疾控中心复查后，成人血铅仍大于等于每升600微克，建议前往县中心医院进一步诊治。而血铅在每升400微克－600微克之间，平时注意营养，3－6个月复查一次。此外，公告还提到，在复查后，血铅浓度仍在每升250微克以上的儿童，去指定医疗机构诊治，而在100微克到250微克之间时，适当补充营养。

　　但这份公告并没有消解工人的担心，反倒使工人认为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他们认为，公告对于血铅浓度为每升400微克－600微克的成人，以及每升250微克以下儿童的处理办法过于简单。

　　此外，工人们对于到疾控中心进行指定复查的建议产生疑虑：“为什么要指定复查的机构，疾控中心会不会隐瞒真实的情况？”

　　再接下来，他们选出代表，要求进一步与政府对话，并要求政府对铅中毒的认定、后续的治疗及补偿等问题给出明确答复。

　　6月11日上午，工人代表接到通知，前往江桃村村委会开会。在会上，村干部宣读了杨汛桥镇方面的处理意见(下称《意见》)：对成人血铅复查大于或等于每升600微克者，及时进行驱铅治疗，并负责落实治疗费用(约2000元)；对成人血铅筛查400微克到599微克每升者，给予发放六个月，计900元的营养干预费；对14周岁及以下血铅复查大于或等于每升250微克者，及时进行驱铅治疗并负责落实治疗费用(约1500元)；对14周岁及以下血铅筛查每升200微克－249微克者，给予发放六个月，计900元的营养干预费；对其他直接从业人员，给予每人每天一盒纯牛奶，时间为6个月。

　　《意见》同时说明，相关的治疗费用和营养干预费用，均由所在作坊的业主承担，先由镇政府负责垫付，由村代付。若作坊业主不承担的，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业主的责任”。

　　《意见》文本发放给工人代表和门外等候的人群后。工人代表当即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政府的血铅中毒标准不合理，治疗费用和营养费用低廉，特别是对于后续的工作环境问题只字未提。

　　场内的情绪迅速传到场外，6月13日，千余名工人及其家属从杨汛桥镇出发，徒步前往浙江省政府门前静坐。

　　难以化解的不信任

　　纵观杨汛桥镇的血铅风波，工人对于政府的不信任贯穿始终。

　　在工人们眼中，当地政府的处理措施“淡化了血铅中毒的严重性”，“我们上网查的是国际标准，大于每升100微克就属于铅中毒，但政府不认同这个标准。”来自安徽的一名工人满脸愤怒，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持类似观点。

　　对于工人们的质疑，绍兴县防疫中心相关负责人一脸无奈。“我们是按照卫生部的有关职业病的规则处理的，但就是无法说服他们打消恐慌。”

　　实际上，杨汛桥镇的处理意见，确实是根据卫生部于2002年和2006年分别发布的《职业性慢性铅中毒诊断标准》(下称《诊断标准》)《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试行)》(下称《处理原则》)所制定。

　　根据《诊断标准》，血铅浓度达到每升400微克－600微克之间的人群可作为观察对象；大于每升600微克为轻度中毒的表现之一；轻度中毒且出现腹绞痛、 贫血、轻度中毒性周围神经病等症状，可诊断为中度铅中毒。

　　对于不同情况，《诊断标准》也列出不同的处理方式，观察对象可继续原工作，3－6个月复查一次。轻度和中度铅中毒者，在接受驱铅治疗，并痊愈后，即可恢复原工作。

　　而在《处理原则》中，儿童血铅浓度为每升100微克－199微克时，可诊断为高血铅症，需要脱离铅污染源及进行营养干预。当血铅浓度达到每升200微克－449微克时，可按标准诊断为轻度和中度中毒，需要进行驱铅治疗。

　　根据绍兴县官方统计，截至6月14日，杨汛桥镇锡箔工人中共有2836人参加体检，74人因“血铅浓度超标”而入院治疗。

　　经驱铅治疗，已有9人出院，其余血铅超标人员仍在县中心医院和绍兴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6月15日，一些杨汛桥镇本地工人开始陆续前往村委会领取相关补助。而大部分外地农民工则认为相关补偿额仍然未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从而拒绝领取。

　　外地工人生态

　　锡箔作为一种传统的手工业，其从业者怎么会出现大面积血铅超标？这从当地特有的产业形态，或可寻出些许端倪。

　　根据当地官方统计，杨汛桥镇涉及生产加工锡箔的主要有江桃、横山、展望、芝塘湖和联社五村，共有锡箔作坊290多户，直接从业人员2500余人。

　　在杨汛桥镇，锡箔作坊的工人主要为来自安徽、四川、重庆等地农民，其人数众多，甚至超过了本地人。以江桃村为例，总人口5700人，外来人口3200人。十几年来，这群人与当地政府主要的联系就是每年更新一次暂住证。血铅事件，是这些异乡人第一次和当地政府正面打交道，这也是工人对当地政府始终不信任的一个主要原因。

　　进入此次血铅风波的源起地杨汛桥镇江桃村，通往杭金衢高速公路的国道将整个村落分为南北迥异的两部分。

　　村子的北部为本村居民居住地，其间小桥流水，仿古宅院和独立小楼错落分布，一派江南水乡风情，来此务工近十年的四川人姜晓梅(化名)，指着北边的独栋楼房说：“这是老板的楼，本村人大部分做老板。”

　　村子的南部则是一排排灰色的低矮楼房，这里是被当地人称为桃箔厂的锡箔作坊聚集地。

　　桃箔厂的楼房一般为三层，第一层为生产锡箔的作坊，每个房间约20平方米左右，一般放置六台到七台机器。据当地工人介绍，小老板有一间房，三四个工人，大老板有四间到五间房，20个工人。而小楼的上面两层则是工人的居住区，每间房大约为十几平方米，一间房住一家人，少的一家三口，多的甚至三代同堂。

　　狭窄的过道，摆满了炊具，过道中也隐约闻到院子里刺鼻的气味。“要是开工，气味更浓，窗子都不敢打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与中毒医学科主任郝凤桐解释说，铅中毒主要来自呼吸道吸收，皮肤接触基本不吸收铅，但工人不注意卫生的话，没洗手就接触食物铅也会经消化道吸收。

　　此外，这种工作生活混合的状况，也是导致诸多儿童血铅浓度高的原因。郝凤桐称，儿童属于生长发育中的个体，代谢率高于成人，在同等条件下，更容易受到铅的损害。同时，儿童对铅的吸收率约为成人的5倍，而排铅能力只有成人的30%。

　　据当地人介绍，以前，江桃村的锡箔作坊分散于附近的小山头，工人们则散居于村中。

　　2006年，江桃村被列入杨汛桥镇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两委决定投入1000万元实施“安宁工程”。江桃村整理出闲置的山坡地，统一建起小楼，以每间厂房6000元的年租金，出租给锡箔作坊，同时，这些小楼的一部分也出租给工人，充当居所。

　　这种做法被其他村所仿效，邻近的展望村此后也建设了包括72间厂房，316间住宅在内的锡箔生产聚集区。

　　在当时，这种做法颇为见效，江桃村总结“从实践来看，这个决定非常正确，自从集中建厂以来，村民的抱怨没有了，锡箔加工业也蒸蒸日上，村民收入不断提高。”

　　但在如今，当时的“正确决定”被工人们怀疑为造成血铅超标的罪魁祸首。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孩子们又没在工厂工作，如今也被查出血铅超标，一定是因为住得离厂房太近。”

　　而对于成人的血铅超标问题，主要原因则是用于加工锡箔的原料锡中含铅量越来越高，“一斤铅进价只有七八元，而一斤锡原料的成本要90元左右”，为了降低成本，一些锡箔作坊大量购进含铅量大的原料锡，“有的作坊甚至用纯铅”。

　　工人在工作期间，则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工人们赚的钱都与工作量挂钩，并没有限定固定工作时间，一些工人每天在作坊里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此次风波之前，工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生产方式有什么不妥。

　　灰色的“传统产业”

　　杨汛桥镇所在的绍兴县，自明清时代起，便为全国闻名的锡箔产地，当时绍兴有“锡半城”的说法，意思是半数绍兴人皆从事锡箔业。

　　此项产业在杨汛桥镇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当地人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在江桃村，锡箔产业即为村级经济的主要来源，“全村一半以上的家庭从事锡箔加工业务”。

　　2006年6月，“杨汛桥锡箔”被绍兴县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却长期以来生存于灰色地带。

　　由于锡箔生产并无相关的行业标准，且被定性为“封建迷信”产业，目前的锡箔作坊无法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只能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锡箔行业无法形成有效而稳定的雇佣关系。锡箔作坊主洪国庆说，他和工人之间从未签订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流动性较大，“一年换几个业主都是常事”。

　　多数作坊业主反映，一些工人买进作坊业主手中粗加工的锡箔，并进行精细加工后卖给客户，从中赚取差价。这些工人虽然长期与作坊业主打交道，他们之间却并非雇佣关系。正因此，一些作坊业主在得知自己需承担工人的诊疗费用以生活补助后，表示不满。有作坊业主表示：“有些工人干这行十多年了，但在我这里才干了两个月，完全由我来赔偿不合适。”

　　“灰色”的身份，加上松散的产业形态，不但使得当地无法从锡箔行业中获得税收，亦未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根据现行《职业病防治法》的定义，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同时，《职业病防治法》还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等承担监督检查职责。

　　而家庭作坊目前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合法经济主体，因此实际上游离于法规之外。

　　在血铅超标事件发生后，杨汛桥镇的25家锡箔作坊首先被关停，镇政府给出的关停理由是，其使用了“喷箔”和“熔锡”作业，增大了从业人员吸收铅的几率。而其余的260余家作坊，当时并未受到进一步处理。

　　杨汛桥镇党委副书记赵建兴表示：如取缔全部作坊，关系到数千名工人就业，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他称，未来考虑通过交缴保证金提高准入门槛、每年体检、将居住和生产分开、整顿作坊生产等方式，改善工人的生产环境。

　　但此后整顿突然到来。

　　6月16日，绍兴县公布了新制订的《锡箔加工行业规范作业要求》，对作业场所、生产环境、职业防护、安全培训等方面都作了规定。同时，要求以锡铅合金为原材料的锡箔加工，需经环保、卫生、安全等相关部门审批后，才可审请工商注册，“严禁无照生产”。

　　同一天，杨讯桥镇200余名作坊业主接到一份有关锡箔加工作坊专项整治的通告，通告要求，对于“无证无照的作坊，立即停止作业，于6月30日前自行拆除加工设备”，逾期将加以取缔。由于此前所有作坊均未取得合法证照，这意味着它们只能全部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