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尘肺：疾病与劳动、医疗制度的拉锯

 　　由于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大量工人不知情或半知情的情况下身患各种职业病，他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无法得到任何赔偿和治疗。尘肺只是职业病的一种，只是症状特别惊心，根据央视《新闻调查》最近的报道，病人的余生都在和空气搏斗，每一次呼吸都像一次拉锯战：他们和疾病拉锯，也和中国的劳动和医疗制度拉锯。

　　仅仅靠着网友的募捐，一部分尘肺病人有机会洗肺，他们的幸运让其他病人的命运显得更加无助。专业的职业病防治医院的医生也承认，能够来医院治疗的病人微乎其微。而央视的报道则说，尘肺患者的首要问题是无法认定为职业病。进行职业病检测的前提是劳动关系。大量短期经营的企业没有和工人签订合同，即便有合同，等到工人发病的时候，企业可能早就关门了，老板不知去向———很多工人从来没有和老板接触过，不知道他们为谁工作，不知道企业所有权人姓甚名谁，是何方人士。他们认识的只有包工头。包工头是中国用工的组织者，却不需要、也不可能承担用工的法律责任。

　　《职业病防治法》无法应对用工的现实。这部法律本身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立法者也没有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意志和能力。正是立法者的低能，前几年导致了“开胸验肺”这种骇人听闻的悲剧。从那以后，媒体一直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但至今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

　　关键在于，即便法律的条文非常完善，也可能只是一个幌子。《劳动法》中也有大量保障劳动安全和劳动者权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受到的尊重却很有限。很多时候，法律的效力仅停留在纸面上。

　　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政府的态度和作为决定一切。在有些地方，法律更像是招商时的一种砝码。几年前有位企业家朋友跟我说起政府招商的语言，那真是现代汉语的一朵奇葩，听上去官腔十足，实际上却是一套黑话：“劳动力资源丰富”———潜台词是《劳动法》执行不严：“环境容量大”———潜台词是环保要求较低。招商用语本身不会和法律有冲突，但弹性的语言背后是地方政府柔软的身段。政府可以让法律弯曲，去讨好投资者，完全是因为它们超脱于地方民众的利害。尽管很多尘肺病人是在本地工作时患病的，但地方政府对这个事实十足冷漠：他们既不用负担其法律后果，也不用担心其政治影响。有些官员特别处之泰然，因为这些事情不是他的任期内发生的。

　　即便是政府有意推动此事的解决，认定企业的责任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很多企业可能根本找不到———治病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5月初，我参加了一次公益报道的培训。记者、NGO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探讨能否通过NGO项目资助尘肺病人治疗，结论是这个项目很难持续运作。尘肺病的病程不能逆转，患者不仅失去劳动能力，还必须终身接受治疗。这对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有很高的要求。在筹资情况不确定的情况下，甚至没有NGO开这个头，去建立专门的资助项目，帮助疑似尘肺病人做检查，帮助那些确诊的病人洗肺，帮助他们获得后续的治疗。

　　有些人开始讨论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为尘肺病患者提供急迫的医疗救助。但谁来为这个基金出资?又由谁来管理、运作?怎么才能维持基金长期运行?

　　网友的捐赠一般有特定的对象。他们往往是在媒体里出现过的患者。绝大多数患者没有机会出现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其中一些人的病情正在急遽恶化，有一些悄寂无闻地死在自家的床上。网友捐赠解决不了大多数患者的问题。

　　大型公办基金会资金雄厚，某些工作人员出手豪奢形同阔少，一顿饭吃掉上万块公款毫不心疼———好像捐款是大水冲来的，又好像自己在饭店里有股份，我们眼下指望不上，也不敢指望他们。政府收了大笔的矿产资源税，抓一把硬币丢下去，叮当作响的税金里都有患病矿工沉重的呼吸声。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基金，政府有出资的道德义务，至于政府愿不愿履行这种义务，要看他们有没有道德的血液———而且要血压够高。但政府出不出钱，要说把基金托付给政府管理，总不免让人疑虑重重。

　　我们讨论有关此事的种种可能，所有设想的结果陷于莫衷一是。对那些呼吸艰难的人，立法者无动于衷，各地政府无动于衷，听任他们在煎熬中死去。这个污点让所有能够称为成就的东西黯淡无光。除了官办的基金会，民间的基金———公募的和私募的基金，也在纷纷成立，但对那些张大嘴巴渴望活下去的人，普遍的反应是束手无策。

　　尘肺病人的肺部已经成了试金石，要看日渐纤维化的肺叶能向中国输送多少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