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下的中国核电，何去何从？

         日本近海3月的一场地震引发核泄漏事故，把中国核电业淤积30年的矛盾纷争震出了水面。

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支持者备感振奋，在他们看来，日本核危机证明了采取“非能动安全设计”的三代技术在安全性上的优势。二代技术支持者则急于同福岛核电站撇清关系，称中国核电站均使用成熟先进的改进型二代压水堆技术(下称二代加)，和福岛核电站出事的早期沸水堆技术有本质区别。

3月16日国务院出台四项决定后，整个中国核电业都感到忧虑。巧合的是，《求是》杂志在同一天刊发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的文章——“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第二天，这篇文章的未删节版在中国能源报、中国电力报发表。

国核技是国务院指定的引进、消化、吸收美国西屋公司第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主体，并承担第三代核电技术自主化的任务。放在平时，王炳华的这篇文章定会引来反驳，但此时此刻，继续发展核电却是全行业的利益。

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30年来，中国核电界更多的不是协作，而是纷争。

中国核电工业在上世纪70年代初起步。在当时的封闭环境下，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改革开放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主张占了上风。在“技贸结合”与“技贸脱钩”的争论中，鉴于中国严重缺电的现实，后者又占了上风。“九五”(1996年-2000年)期间，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核电建设高潮。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从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引进了三种二代技术堆型，并在法国堆型的基础上改进出两种堆型(二代加)。这样，11台建成和在建核电机组中，除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为自主设计，其余10台均为引进技术。

第一轮引进，中国核电机组形成了法国主导下的多国部队格局，而一直走法国技术路线的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称中广核)也随之崛起，打破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下称中核)对中国核电工业的垄断。

这期间，水电部、核工业部、机械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多个部委均介入过核电发展，而中央高层对核电发展的管理主导权、技术路线、发展方式、发展速度等也几经反复。

2003年10月，全国核电建设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为摆脱“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被动局面，会议提出，要采用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确保核电自主化各项目标的实现。

经过漫长讨论，中央决定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又经过漫长的招标、评标，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紧接着，国务院决定成立国核技。

中国核电工业迎来了第二个建设高潮。从2007年8月到2010年12月，三年多时间里，中国共开工建设26台核电机组。而此前近八年时间里，只开工建设了4台机组。

但是，中国核电技术路线却未如决策者当初希望的那样走向统一。在新开工的26台机组里，AP1000只有4台，二代加20台，在投标中落败的EPR也有两台开建。

在企业层面，随着国核技的成立，两强相争，变成了三国演义。

这一格局，因日本核危机而受到舆论关注，但并不会因日本核危机而发生改变。

中国核电工业还会继续纠结下去，是在纠结中拉大与世界核电强国的差距，还是在乱局中理出一条路来迎头赶上，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

中国核电水平如何

中国核电水平到底如何?面对《财经》记者的提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原主任、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张华祝回答：“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

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里，有能力独立发展核电工业的，只有中国一家。

在核电产业链中，位居下游的是核电业主，即核电站的控股方和运营方。中国的投产及在建核电机组合计41台，其中中广核担任业主的有21台，中核担任业主的有18台，其余2台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下称中电投)担任业主。

自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一期3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以来，中国的四座核电站共有13台机组投入运营，迄今安全记录良好，但在核电站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经营效益上尚待提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中核集团控股的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李永江表示，相较国外同行，中国核电站的利润率偏低，管理水平和成本控制能力都还有差距。

位居中游的是核蒸汽系统供应商(NSSS)，即为核电站业主提供核岛设计及主设备的公司。在核电产业链中，NSSS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美国的西屋电气、通用电气，法国阿海珐，日本的三菱重工、东芝、日立，俄罗斯的ASE，韩国的韩国电力等，均是世界著名的NSSS。

中核、中广核均有核岛设计能力。目前，二代加技术是国内主流的核电技术。所谓二代加，即是在法国M310二代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而形成的核电技术。中核和中广核都在二代加技术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阮可强告诉《财经》记者，无论是中核的CNP650、CNP1000、M310改进型，还是中广核的CPR1000，均是在阿海珐M310堆型上发展而来，这些机型虽然在大部分组件的国产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整体设计技术和一些重大设备(例如主泵)的知识产权依然掌握在法方手中。如果想出口，就必须获得阿海珐授权。

李永江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现在是核电大国，但不能说是核电强国，核电强国的标志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自主设计核电站，特别是10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核电站。

据他介绍，中核的百万千瓦级二代加机组CP1000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2010年5月已通过专家评审，但尚未通过国家核安全局的安全审查。因此虽然其性价比良好，但无法在国内投产，也无法用于出口。“你自己都不建，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李永江近来非常关注核电站的出口问题，他认为核电站出口对改善我国外贸结构帮助很大。“出口一座核电站，相当于出口几亿件衣服。一座核电站，两个机组，400亿元人民币，5%的利润，就是20亿元。”

据他预测，到2030年，全世界也会再建200台以上的核电机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但至少现在，中国尚无缘世界主流核电市场。

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乃彦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可称为NSSS(核蒸汽系统供应商)的有三家：中核、中广核、国核技。

中广核与国核技因为分别承担EPR和AP1000技术的引进、吸收、创新工程，或可成为三代技术时代的主角，其中国核技成为主导者的可能性更大。

而清华大学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下称中核建)合资成立的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核能源)正在研发的高温气冷堆项目也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如获成功，中核能源将有机会成为中国的第四家NSSS。

中核集团(前身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和核工业部)长期位居中国核工业的龙头位置，但中核系统出身的钱积惠对中核发展出NSSS的前景却并不看好。钱是中核集团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核一院)的名誉院长和前任院长，该院是中国核潜艇反应堆的设计者。

钱积惠向《财经》记者回忆说，2002年他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任上卸任回国后，就积极推动中核一院向NSSS发展，但受到中核时任总经理康日新压制，中核一院日渐边缘化。

他认为，核电三代技术时代一旦成为现实，中国核工业格局也将改变，中核没有可与AP1000和EPR抗衡的技术。“CP1000也只是往三代上靠了靠，还是二代加。现在已经没办法再为二代加说话了，毕竟在技术上确实不如三代。中核错过了主导中国核电产业的最好时机。”

在核电产业链上位居中游的另一个主体是核电工程公司(AE)。这方面，中核建、中核、中广核均有很强实力。

核电产业链的上游是核电设备制造，分为核岛设备和常规岛设备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反应堆压力容器、主冷却剂循环泵(主泵)、爆破阀、蒸汽发生器等主要部件，后者主要包括汽轮机、发电机等。

根据制造的难易程度，业内一般把核电设备分为A1，A2、A3，B、C三大类：A1类是指技术制造难度大，国内现阶段无能力制造，需要全部由外方承担供货责任并进行设计制造的设备;A2、A3类是指制造难度较大，国内有一定的生产能力，也具备一定生产经验，需要外方提供技术支持或进行技术转让后才能生产的设备;B、C类是指中方已经或者基本能独立制造，可以由中方单独提供的设备。

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在二代加核电设备供货领域，除了主泵(主要是主泵轴承和动密封)，总体国产化率的程度已接近60%。但在三代技术(主要是AP1000和EPR)和百万功率机组设备供货方面，国产化才刚刚起步。

与二代加技术不同，第三代核电技术对核电设备的抗中子辐照能力、热处理和锻造技术、冶金程度控制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二代加的要求。而核岛主泵、百万功率汽轮机和发电机运动部件以及数字化仪表控制系统等关键设备，还主要掌握在美国EMD公司、法国克鲁索公司、日本制钢所(JSW)等核电装备巨头手中。

在国核技同西屋签订的AP1000技术转让协议中，包括主泵、爆破阀、数字化仪表控制系统等关键设备，都被列入A1类供货合同，全部由西屋提供。其余设备，主要由国内的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一重集团、二重集团等企业提供。

据业内人士介绍，核电站的建造成本主要由建设成本、设备成本、辅助成本三部分组成，其比例构成约为40%、50%、10%。随着人力成本和安全防范措施的不断提高，建设成本和辅助成本下降空间极为有限。要降低核电站的建设成本，主要靠提高核电设备的国产化和自主化水平。

但在核电专家们看来，一般核电设备国产化数量的提高并不能带来核电成本的显著下降。原因是，一般核电设备虽然数量多，但制造门槛低，其价值在整个核电装备的采购额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比如一个主泵价值就上亿美元，其数量在整个核电装备中的比重很小，但金额却占了大头。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核电装备水平的高低，关键要看核心装备国产化率的高低。

而在这方面，中国同核电强国还差得太远，甚至是小学生和博士生的差别。”国核技专家委员会专家郁祖盛对《财经》记者说。

同为国核技专家的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副总工程师汤紫德，或许是中国核电现状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向《财经》记者表示，国内至今没有自行设计、建造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经验，核岛主设备的所谓国产化是“洋拐棍支撑下的国产化”，在关键技术上仍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

“核电在中国虽然经历了30多年，但横向比较，却还处于当年起步时的水平。”汤紫德说。

“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

2009年12月28日，韩国电力公司为首的联合投标团在阿联酋核电项目的竞标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阿海珐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日立公司，获得了阿联酋核电项目的超大订单。

韩国方面预计，这项涉及四座核电站的工程，建设订单金额200亿美元，加上长达十年的维护、管理、运营的费用200亿美元，订单总金额将达到400亿美元。

在阿联酋中标的是韩国最新型的第三代轻水反应堆APR1400,该反应堆是韩国电力公司在西屋System 80(西屋开发的另一种三代核电技术)基础上研制成功的。

业界分析，韩国之所以能在与核电传统强国竞争中胜出，主要原因在于APR1400的性价比。和阿海珐EPR1600相比，APR1400在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上都有明显优势，其中建设成本可节省20%，发电燃料费用可节省23%。

这四座核电站的设计寿命均为60年，首座电站单位造价为每千瓦1400美元，随后可下降至每千瓦1200美元。

在阿联酋的完胜，大大振奋了韩国核电业界。2010年3月10日，韩国又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为其承建两座核电站。

如今，韩国已跻身世界核电强国行列，成为继美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六个能够完整出口核电工程的国家。

对中国核电界而言，韩国同行的捷报频传，难免让自己脸上无光。中韩两国核电发展几乎同时起步，都试图走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子，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发展核电的基础远比韩国雄厚，但最终的结果，韩国的自主之路走成了，中国还在艰难探索之中。

核电站源于核潜艇。按钱积惠的说法：核潜艇反应堆与核电站反应堆堆芯技术基本相同，如同小汽车发动机和大卡车发动机的关系。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此前一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已在筹备核电站建设。

1985年到1999年，中国大陆共建设六座核电站，11台核电机组，采用了中、法、加、俄的六种机型(详见附表)，十余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标准规范，但始终未能发展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核电机组。

2003年前后，中国酝酿第二轮核电建设高潮之际，中国核电“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几乎成了国内外业界的共识。

反观韩国，其核电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交钥匙工程;80年代的外方总包、国内分包和技术转让;90年代的国内总包、国外分包和技术转让;21世纪初的自主开发创新。

在韩国最初引进的九台机组中，出现了美、法、加三国核电技术三足鼎立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开始推行核电站的标准化设计，最终选择了西屋公司的System 80作为设计基础。从1987年到1997年，韩国电力公司对System 80技术进行了十年的消化吸收，终于设计出“韩国标准核电厂”KSNP以及KSNP+，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PR1400轻水反应堆。

先引进再自主、先分散再集中，不仅核电产业，在其他产业，后发者追赶先发者的路径也大体如此。

道理并不复杂，但在具体执行中，却会因不同的国情而导致效果大相径庭。

据汤紫德《核电在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版)一书中的记载，1983年初，鉴于当时在发展核电问题上存在着“轻重之争”(轻水堆还是重水堆)、“大小之争”(上大功率核电机组还是小功率核电机组)，国家科委、计委和经委召集了来自电力、机械、核工业等部门的近150名资深技术专家在北京回龙观饭店召开会议，深入讨论了核电堆型和单堆功率的选择以及核电技术引进吸收等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这次中国核电史上的著名会议达成了“三统一”：统一了堆型选择，决定采用压水堆(轻水堆中的一种)作为我国未来核电站建设的主要堆型;统一了对单堆功率的选择，决定以发展百万千瓦级机组为主;统一了对引进技术的认识，决定系统引进国外成熟的核电站设计和设备制造技术，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生产与国内科研相结合，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核电技术。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成果并未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不久之后，此前的技术路线之争就被水电部和核工业部的行业主管权之争所替代，随之而来的“转弯子”，深刻影响了中国核电业此后的发展进程。

1986年1月，决策层作出了“核电站工作包括建设、生产运行，均由水利水电部移交给核工业部统一管理和经营”的决定。

这项决定在当时有其合理性。20余年来，中国在封闭环境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了一支制造出“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并已在建造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一期30万千瓦机组的核工业队伍。但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周边环境的缓和，军工任务日渐减少，这支队伍面临着流失和解体的危险。将核电纳入核工业部管理，寓军于民、以核养核，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

20年后，汤紫德回顾历史，认为这是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链式反应。

他在《核电在中国》一书中分析道：这次“转弯子”的要点：一是把核电主管部门由能源电力口转到了军工口;二是把发展模式由引进技术、高起点起步，转为立足国内自力更生;三是把机组容量从百万千瓦级退回到60万千瓦级;四是把核电站厂址从苏南迁到秦山。

当时，水电部与法、德两国厂商已完成苏南核电站的谈判，外商承诺：通过四台核电机组的建设，逐步向中方转让技术，依次以20%、40%、60%、80%的比例，在中国实现国产化。“转弯子”之后，苏南核电站下马，秦山核电站二期上马。

汤紫德认为，这一转向，使核电在中国从体制上脱离了能源电力口，转入了军工管理体系。

由此，中国的核电规划、投资、运营管理等，一切都与能源电力市场脱节，背离了核工业军民分离的世界大潮。而当时中国核工业体系内的科研、设计、制造、管理互不衔接，实难担当中国核电发展重任。

郁祖盛则认为，这次“转弯子”使中国核电产业错过了学习国外先进核电技术、站在世界核电巨人肩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为主发展核电装备，无异于指望“从石头缝里蹦出孙猴子”。

1996年、1997年，核电发展的主导权短暂地回到了国家计委，但是当时中国正值经济调控、能源过剩，建设核电站的必要性大打折扣。很快，1998年机构改革，国家计委核电办相关职能被并入了新成立的国防科工委。自1999年10月至2005年12月，中国六年未新建核电项目。

汤紫德认为，中国在发展核电的一系列决策失误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忘记了核电的能源属性，忽略了核能和平利用和军事用途在运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上的根本差别，从而阻塞了能源电力行业对核电发展的支持，进而在军工口能力不及的情况下，出现了中国核电建设长期以来依赖外商、依赖引进，技术路线不统一、行业标准不统一，自主化、国产化进展迟缓甚至遭到压抑的局面。

1988年，核工业部被撤销，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称中核总)成立，1998年，中核总又被拆分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1994年，中广核成立，打破了中核对中国核电业的垄断，中国核电开始迈入商业化运营时代。自此，过去的部门利益之争、技术路线之争，越来越显性化为两大集团的商业利益之争。

中核抱怨说，中广核只经营赚钱的核电站，既没有军工体制下的历史包袱，也不承担中国核技术发展的责任。中广核则指责中核利用所掌握的核燃料循环、反应堆设计和涉核的审批权等资源，对中广核处处设卡。

200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广东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立项专门会议上，两大集团终于爆发了一场正面交锋。

在这次会议上，中广核提出，为继续积累100万千瓦级核电国产化经验和保存核电技术实力， 岭澳核电站二期工程应该尽快立项开工。出席会议的中核集团代表则提出，应该特别重视中核现有的设计和研发力量，“十五”期间新的核电项目应该由中核负责总体设计和核岛设计。

对此，中广核坚决反对，并称如果采用中核的设计，“我们不敢搞”，因为“中核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储备”。

两大核电巨头的争吵，令时任总理朱基“也很头疼”，他在会后指示：“今后要建核电站，要统一一个标准、统一一个规范去建。”

技术之争的背后是利益之争，要统一标准谈何容易。

汤紫德告诉《财经》记者，为缓解两大巨头的矛盾，国家相关部门此后在推荐、安排核电项目时可谓谨慎小心，采取“不分先后，平衡推进”的办法，同时推荐中核、中广核同类项目立项。比如，既批准中广核在广东岭澳上一个大亚湾二期“翻版”工程，也批准中核集团在浙江秦山上一个秦山二期“翻版”工程。既批准中广核在广东台山上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也批准中核在浙江三门上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并非核电业内人士，但他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重大基础产业，并于2006年-2008年，历时两年多，完成了题为“破解中国核电谜局”的课题研究。

在路风看来，在工业层次上，由于高度复杂的核电站跨越了部门的传统界限，所以计划体制下的核电发展总是伴随着部门纷争。虽然后来有关核电的几个工业部都被撤销，但沿袭下来的行政性集团公司体制仍然没有改变政企不分的状况。

他举例说，中核集团集核电站业主、核岛和常规岛设计研发机构的行政主管、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商、国内核燃料和后处理服务的唯一供应商等多重职能于一身，对外不愿他人染指核电，对内压制系统内集成企业的出现和成长，致使中国至今仍然未能出现符合国际标准的NSSS。

路风向《财经》记者表示，中核系统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是中国核电技术能力的基础，其主要载体是在开发核潜艇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核动力产品开发平台。

经过秦山核电站的实践和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设计的实施，这个产品开发平台已经能够支撑起中国核电发展的大局。但是在引进路线和行政垄断的共同作用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

他对相关职能部门也提出了尖锐批评：“中国从来没有在核能方面形成过国家战略，从来没有把发展本国核动力工业纳入核电发展的考虑和规划之中。”

路风说，如果不能尽快形成符合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核电工业体制，任何发展战略都将是一纸空文。

AP1000之路能否走通

2002年后，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阴影，再度驶入快车道，对电力的需求也随之猛增。这年年底，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2866号文件，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核电，并在2020年实现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

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组成，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2866号文件作出如下批复：“发展核电，要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

经过慎重考虑，2003年年中，国务院成立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兼任组长，同时决定在山东海阳和广东阳江(后改为浙江三门)分别上马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自主化依托项目，面向全球招标。

经过漫长的招标、评标，2006年11月，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AP1000技术战胜法国阿海珐公司的EPR技术而中标(详见本期报道“引进AP1000始末”)。

在历经数年的第三代核电技术路线决策过程中，中核和中广核由对手变成了同盟，他们一致认为，第三代核电技术在世界上尚无实际运营的经验，中国没有必要成为“试验场”。而二代核电技术经过改进后，已经具备实际运行经验，其先进性和安全性已经足够。

在这场争论中，以郁祖盛等人为代表的“核电六君子”给中央“上书”，力挺三代。郁祖盛等人表示：从世界潮流看，发展第三代核电技术已成必然。世界主流国家正在兴建的核电站，基本都是第三代的，而在役的二代核电站，再过30年以后将全部退役，如果中国再大规模上二代，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二代核电站集中地，安全性和经济性都难以保证。

郁祖盛等人还建议，成立国家核电技术(工程)公司，负责执行技术转让合同，统一引进、消化和吸收第三代核电技术。

2004年11月，伴随着激烈的争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成立并开始主导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招标谈判。2007年5月22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正式成立，并被定位为“实现第三代核电技术引进、工程建设和自主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研发平台”。

“两个儿子都不听话，两边利益都摆不平，只得再生一个儿子来执行于国家决策。”回顾那段往事时，郁祖盛对《财经》记者如此形容。

在郁祖盛看来，国务院占国核技的60%的股份，中核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广核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分别只占10%的股份，这样既能保证国核技超脱原有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真正按照中央的意图办事，也适当照顾到了两大核电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最好的利益平衡，是中国核电业一次重要的体制变革。

2007年7月，中国引进AP1000的谈判工作结束。此后基于外交考虑，国务院同意中广核继续同法国阿海珐公司合作，引进其第三代核电技术。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向《财经》记者强调：引进EPR与引进AP1000有本质不同。前者是购买电容，是法方的交钥匙工程，后者则被国家赋予了消化吸收自主发展的使命。

目前，中国已开工建设六台三代核电机组，其中四台为AP1000，两台为EPR。鉴于中国多个产业均出现过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惨痛教训，AP1000引进之后，中国核电能否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

“这一次，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在AP1000的装备引进上一开始就要坚持高起点，尤其是对关键技术、关键部件的研发生产，中方会坚持全程介入，采取从技术图纸到设备成品一揽子引进的方针，并且有明确的国产化时间表。”郁祖盛对《财经》记者说。

郁祖盛透露，四台在建AP1000机组中，最早开工的三门1号机组核岛设备的国产化率为30%，十件主要核岛设备，八件由西屋公司提供;而在最晚开工的海阳2号机组中，中方制造的主要设备已达八件，另两件关键设备——主泵和爆破阀门，外方采购和中方自主研发将平行展开，如果届时中方研发取得突破，海阳2号的主要核岛设备将全部实现国产化，在建的四台机组平均国产化率也将达55%。

但多位业内专家向《财经》记者指出，基于多种掣肘因素，三代技术的自主化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平坦。

配套设备的制造便是掣肘AP1000的因素之一。经过30年发展，核电装备国产化能力已获很大提升，以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和中国一重、二重为核心的核电主设备研制和生产基地已初步形成。但是，这些能力均是基于二代加技术的，三代技术的引进，提高了配套设备的制造标准，对此，国内企业需要花时间适应。

多位核电专家均向《财经》记者谈到了目前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中“报废率高”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很多设备制造企业对新制造标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专家们指出，“决心很大、魄力很大、盲目性也很大”是国内核电装备制造企业的通病。在一些重型锻件上，还没有将工艺制造标准、设计参数和制作流程完全搞清楚，就匆忙投入生产，因此“能不能成功，完全靠运气”。但一些重型锻件造价动辄上亿，高报废率是对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新技术带来的标准提升，还让国内设备制造企业自认为很有把握的产品无法通过验收。比如，硅钢板制造被国内业界公认为水平较高。但即便是按照国内最严格工艺流程生产出的硅钢板，因为附着有0.3mm厚的毛刺，在西屋公司看来，表面仍不够平滑。按西屋的标准，硅钢板上还要涂1mm厚的电镀涂层，而毛刺对于涂层来讲就像一把把小刀，在三代核电站60年的运行周期内，这是很大的潜在威胁。最后这批硅钢板全部报废，美方重新采购，损失全部由中方承担。

比配套设备制造能力更棘手的是核岛设计科研力量的分散。

世界核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路径。一种以法国和韩国为代表，将科研力量集中于一家国家级研究院内统一进行研究。另一种则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科研力量分散在核岛开发商和电力公司之中，但由于市场化竞争充分，也促进了核电整体水平的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核物理学家阮可强向《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中国核电基础和科研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珍贵的资源不宜分散，“法国路线”更符合国情。“要实现核电强国的目标，必须将科研力量整合起来向一个方向使劲。”

事实上，在大型压水堆方向上，中国至少存在三支科研力量——中核下属的核动力研究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和国家核电技术公司。

早在引进AP1000的谈判过程中，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就提出过将全国核电科研力量整编至国家级平台上，统一进行核电研究的方案，但中核集团称自身还有军用核能研究任务，不宜结合。

国务院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将中核下属的不承担军用任务的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即728院、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的设计者)整建制划转至国核技。

但阮可强认为，“这只是拉出了一个山头，科研力量反而更分散了。”目前的状态下，国核技虽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攻关主体，但实质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级技术研发平台。

郁祖盛也向《财经》记者透露，早些时候，国核技曾试图邀请中核的科研人员一起研究，“办公室都准备好了，但他们就是不来，老大当惯了，不想听命于人。”

国核技只能只身挑起重担：国家要求前四台AP1000机组最迟2015年并网发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机组最迟2017年并网发电。压力之下，国核技科研人员几乎都在“白加黑、六加一”地运转，而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则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完成任务。”

这样的背景之下，国核技独家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AP1000技术的政策开始松动。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核电业界人士表示，决策层放开这个权限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国核技内部对此多有抱怨，称有关方面正在三代技术研究方面搞平衡，没有执行国务院当年的决定，这符合两大集团的利益，但不符合国家利益。

国核技方面还向《财经》记者透露，面向AP1000业主中核的技术转让正有序进行，“共有软件260个，文字资料200吨，转让过程完成之后，局势如何发展，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研发平台绝不会对中核和中广核开放!”

如果真的放开AP1000消化吸收和自主发展的权限，那无疑将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核电业中再添一笔。从1981年国务院批准秦山一期核电站开工建设至今，中国核电事业30年来一直纠结前行。目前看来，三代核电技术AP1000的自主化之路，仍将在争议和纠结中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