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取向

　　中国近期由于短期政治因素而做出的核决定，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能源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对于石油的依赖，则是一项远为紧迫的关切。中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超过了美国或欧洲，半数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四分之一。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那么今年中国在原油上的支出，将超过向美国出口货物的收入。

　　然而，真正让中国领导层担忧的，是油价将加大业已上升的通胀风险。通胀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正如最近它引发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一样。目前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为5%，低于埃及的11%，但与去年相比增长了一倍。非官方的估计数据则更高。

　　中国政府可以选择进行干预，不让驾车者承担油价上涨的成本，但即使价格管控也有其限度。例如，在2008年油价飙升期间，炼油厂找借口干脆停止销售汽油和柴油，而不是按照政府指令承担亏损。由此导致的燃油短缺引发了普遍的抗议。

　　更糟的是，中国大部分石油并非用于乘用车，而是用于工业和农业——在这些领域，政府要么没有实施价格控制，要么控制得不那么有效。能源占到谷物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而油价正在推高人们对生物燃料的需求。食品价格的涨幅是总体消费者价格的两倍。

　　长期而言，中国的最佳选择是减少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但拟议中在能效、电动汽车和高铁上的投资需要时间。因此，短期内一项稳定国际供应的战略是唯一选择。此前中国已采取措施，鼓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参股国际石油项目。这种被称之为“股本石油”的政策，旨在防范油价波动和供应中断。这些公司乐于从命：随着国内油田达到成熟期，它们提升利润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海外扩张。

　　但在上述策略实施了十年后人们发现，尽管这些公司赚到了钱，但中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都没能获得多大回报。如果把中国境外所有的股权石油都运回国内（目前并未如此），也只能满足中国一小部分进口需求。这意味着，它实际上没有提供多少针对供应中断的“保险”。中国国有公司的确向国内运回了石油，但它们随后被以国际价格卖给国内炼厂，因此整体而言中国没有任何节省。

　　更糟糕的是，中国在全球各地大举进行资源投资，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难题。利比亚目前的动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上月，在一些石油工人遇袭后，3万多中国公民不得不撤离该国。

　　只要油价不再继续上涨，中国或许能够承受住当前的价格，并让通胀得到控制。但在防范未来油价上涨方面，中国最大的希望是结束其寄望于优先获取外国供应的失败政策。相反，中国需要采取一种与其他石油消费国合作的新方式。

　　目前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联合国安理会(UNSecurityCouncil)商议对利比亚的行动期间，中国表现得相对而言较为“积极”——当然，这是与前几次联合国对局势动荡的产油国采取措施时相比较而言。危机可能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由于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依赖，中国必须要进行此类合作；同时，当本国公民遇袭之际，中国更难以坚持不干涉他国主权的立场。

　　对利比亚采取联合行动，可以避免中东地区的其它政权以暴力方式应对民众的抗议活动。目前石油市场上的供应短缺，更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暴力回应、而非起初的民众抗议所致，有鉴于此，上述做法可能会降低当前供应中断状况蔓延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他们采取上述做法，石油消费国（包括中国在内）可能需要动用自己的战略储备。他国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实则以极端方式督促中国全方位构筑能源安全防护大坝。其中来自石油进口方面的影响主要在于：中国发展速度极为迅猛，但油气资源相对贫瘠，两者交织导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由1993年时的6%，短短十几年间升至56%且仍在上升，而这种对于外部市场日益严重的依赖局面，即便不论供应来源是否稳固，单从价格角度核算，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那么今年中国在原油进口上的支出就将超过向美国出口货物的收入。据传闻称，中国的应对举措将是累积本国的石油储备，而不是利用储备来平抑世界油价，这已经开始在推高油价。

未来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取向

　恰恰因为石油供给不利局面，作为能源进口替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核电产业历经“十一五”之前“适度发展”、“十一五”期间“积极发展”、“加快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所述“高效发展”，其规模虽因起步太晚故而未彰显(建成装机容量仅为1080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量1.2%，远低于世界平均16%的水平)，但若无意外，2020年全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要达到8600万千瓦，2030年时则有可能进一步增至2亿千瓦。

　　近期发生的外部剧变正从两个相反方向挤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取向。虽然这种不期而至的剧烈挤压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腾挪空间进一步缩小——可能的出路起码还包括加强石油储备、扩大煤炭用途、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等，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巨大的存量与增量，这些出路在人类科技水平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很难低成本、可信赖地满足中国清洁能源需求快速增长。

　　更多依赖石油进口，抑或更多立足核能替代，中国面临的两难选择深刻反映出现代国家能源安全基本取向之间的冲突。具体来说就是，一国能源安全究竟应该依托“向外”还是“向内”？对于前者而言，这种取向立论的前提是，能源是国际合作的源泉之一，能源的全球配置可以成为正和博弈；对于后者而言，这种取向立论的前提是，能源是国际冲突的目的之一，能源的全球配置遵循零和收益规则。

　　两种前提都不符合、但又部分符合当今世界“全球化”加“后冷战”背景下的两面性，中国身处复杂的环境并且身为发展中的大国，合适的选择只能是多头下注对冲风险，舍此之外，任何因为惧怕某种不确定性、因而明显薄此厚彼的做法都是不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