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仲礼：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气候变暖号称是全球当今的第一问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可能超乎了大家的想象。气候变暖已经不单单是科学问题，实际上它已经延伸到了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哥本哈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可能还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它会不会延伸到宗教这个领域？让我们接下来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围绕气候变化及有关问题的故事很长很长，我现在只能是把框架性的东西讲给大家听。我可能会说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话，说错的话，你们可以对我进行批评，我非常喜欢别人对我的批评。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

　　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为什么一些国家一些人要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呢？为了推动减排。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气候变化是由二氧化碳来的，那么二氧化碳是大气当中一种微量成分，它是以ppm为指标存在的。目前的二氧化碳的浓度是387ppm，工业革命之前是280ppm。同时二氧化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温室气体，假如没有二氧化碳，我们目前地球上的平均温度只有零下16℃，我们现在的平均温度是零上15℃，也就是温室效应提高了31℃。假如没有二氧化碳，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大可能存在的。没有二氧化碳，也就是没有光合作用；没有光合作用，也就没有了生命的存在。所以说二氧化碳对于地球来说，是必须要有的一种气体。

　　在地球的历史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是一直在变化的。我想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二氧化碳不是一种污染物。二氧化碳对于人体是没有任何直接伤害的，不像二氧化硫，以及排放出的重金属、大气中的粉尘，这些是对健康有伤害的。但是现在很多人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尤其是美国，奥巴马上台以后就宣布二氧化碳是一种污染物，为什么呢？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所有的减排行动都需要国会的批准，奥巴马为了推动减排，就把二氧化碳当作是一种污染物。之后众议院新上任的参议长说，把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是近乎可笑的一个决定。如果让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

　　还有几个常见的名词：第一是IPCC大家常会听到，它是指不同国家政府间的气候变化委员会，它定期会对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其结果作为外交谈判的一个依据。所以IPCC尽管是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但是它实际上还是以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科学家为主导的，也是有倾向性的。

　　第二就是联合国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个公约从1990年开始进行气候变化谈判，在1992年正式签署的。这个公约是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特别强调要坚持公约。

　　第三是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在日本签署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克林顿政府其实是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后来国会没有批准，美国政府又退出了这个议定书。所以美国政府不是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美国外交上很多行动，都要绕过或者是打掉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里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大家经常听到。所谓“共同的责任”，就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有区别”的责任是什么？那就是谁排放得多，谁的责任大；谁排放得少，谁的责任小。所以发达国家应该拿出技术、资金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

　　第四就是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巴厘岛路线图，是对接下来的气候变化怎么谈判的一些原则性的路线，是从程序上规定的。美国政府是在最后一刻签署的，这一点很关键。当时美国政府谈判代表坚决不愿意签，但是有几个发展中的小国指责说，假如不愿签署，那么就请不要在这里谈判了。所以美国政府在最后一刻迫于压力签了。但是美国政府也是想要把巴厘岛路线图打掉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

　　第五是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开的，实际上没有任何成果。

　　气候变化是怎么回事

　　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 “敏感性”研究很复杂。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

　　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先看看科学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外交都首先要从科学开始。气候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简单地和大家讲一讲。

　　IPCC提出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理论有三本书，很庞大，总共几千页，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全部都看过。我对这个理论有个总结，其实很简单，就是四点。

　　第一点：人类过去的百年变暖，是二氧化碳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继续增加一倍，也就是从280ppm到560ppm，那么全球就会增加3℃。这个是IPCC的逻辑起点，所有的工作都是从这个逻辑起点展开的。

　　第二点：增温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包括海平面的上升，粮食资源的紧缺，水资源的匮乏，物种的灭绝，传染病从南到北的扩展，冲突和战争等等，这是他们的预测。

　　第三点：要将增温控制在2℃以内，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450ppm。二氧化碳是一种温室气体，但是还有其他的温室气体，比如甲烷、氧化亚氮等。不同的温室气体有不同的增温潜力，把它转化成二氧化碳，这就是CO2-e，所以这个450ppm指的不是二氧化碳，而是CO2-e的浓度，那么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必须更低。这是他们的判断，可以说是价值判断。

　　第四点：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拯救地球，这是他们的路径归属。

　　整个理论都是围绕这四个大的方面，所谓的政治、经济、外交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第四点，其实就是减排，而减排则是为了拯救地球。

　　那么，大家争论的点在哪里呢？

　　首先，增温是一个事实，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是一个事实，增温和二氧化碳有关也是事实。因为有温室气体必定有温室效应。争论的焦点在于“敏感性”，其实就是表明温度变化同二氧化碳浓度的关系。对于“敏感性”，科学家的定义是，假如二氧化碳浓度从280ppm增加到560ppm以后，温度会增加多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第一个是模型，把物理模型拿到计算机上去算；第二是从记录上进行研究。这两条路子都有不少研究，但是结果是不一样的，并且差别很大。

　　我个人认为气温上升的趋势跟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是有关系的，不过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所谓的 “敏感性”研究很复杂。我认为IPCC的 “敏感性”是很不确定的，气候变化这个科学研究还很年轻。

　　第二点，增温会带来什么后果？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怕？这要先问几个问题：一是工业革命前、人类没有排放二氧化碳的时候，气候是怎么变的？二是以前老说变暖不好，那么我们要问，变冷好不好？如果都不好，那么是不是地球现在的气候就是最好的？另外，针对认为变暖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观点，这100年气候已经在变暖了，是不是已经产生了灾难性后果？

　　首先来看历史上的温度是怎么变的。历史上大多数时期温度比现在都高很多，二氧化碳浓度也高很多。这是地质研究做的，二氧化碳浓度最高时候是几千ppm，温度有冰期、间冰期变化。现在是属于历史上最冷的时期，也是二氧化碳浓度最低的时期。

　　短一点时间看，从5500万年以来，变冷是大趋势。南极冰盖形成之前，大概是3600万年前，那里是有植被的；而北极，加拿大出土了6000万年前亚热带条件下才有的化石。由此可见那时地球是一个温暖的大环境。

　　距今260万年以前就是冰期、间冰期的波动。我们现在是处在间冰期当中相对冷的时期。总之近260万年以来地球气候是处在冰期、间冰期波动的。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可以看一张图，北半球的高纬度地区，两万年之前，整个加拿大覆盖在3000米厚的冰盖下，先民是生活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的。既然有这么大的冰盖，而地球上的水由于总量是固定的，所以液体的水转化成固体的水，海平面肯定是下降的，全球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渤海当时是一片陆地，当时台湾只不过也是与大陆相连的一个小小高原而已，没有海峡阻隔。

　　距现在一万年的情况，最暖是在6000年前，到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变冷，但是也有波动。汉唐的时候温度都比现在要温暖，从马家窑的彩陶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从山东连到甘肃、青海这一片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度比现在大约高两度。再看 《史记》中记载，“山西”有竹子，那里现在是没有办法长竹子的。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这个“竹林”便是在今天的河南焦作一带。唐朝杜牧的“无人知是荔枝来”，有人写散文说荔枝是从岭南来的，其实不是，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唐朝的成都平原过去的。历史的很多记载都表明，汉唐雄风时期是比现在温暖的。

　　气候变化的好与不好没办法说清楚。简言之，气候变化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评价。海平面上升肯定是不好的，会淹掉陆地。但实际上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很慢的， 17厘米其实是很小的幅度，因为海平面是受两极的冰盖控制的。冰盖有一条平衡线，长年累月大部分时间都在零度以下，大部分时间是不融化的。温度增加会使平衡线往北移，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很慢的。

　　托马斯预言说，如果升温两度以后，27%的物种都会灭绝。其实他忽略了，气温是慢慢变化的，这个过程中物种都是会移动的。变了以后又会出现一种新的生态系统，什么样的条件下都会出现它对应的生态系统。还有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极端气候要增加”的观点，但从地质学的研究角度说从来没有出现过。凡是暖的时候，极端天气特别少，大气结构都比较稳定。至于传染病会不会北上，最近有一篇文章调查了几十年以来疟疾发病的范围，最后的结论是疟疾在五十年中减少了，并没有随着变暖而增加。总而言之，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我的观点是变暖比变冷好。

　　减排背后的利益博弈

　　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

　　刚才我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谈了我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理解。接下来我想说说，为什么气候变化会从科学问题延伸到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甚至宗教问题？我想对此做一点解析。

　　首先是经济问题，实质就是一个能源问题、发展问题。能源是关系到人民福祉、社会繁荣的标志。美国不愿签京都议定书就是要保证能源安全。所以充足而相对廉价的能源持续供应，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没有一个国家其发展不是通过大量的耗能，到现在为止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所以经济问题，真的就是能源问题。排放，是能源使用中化石能源产生的。

　　我收集了很多数据，就是要说明减排是不太现实的。每个国家每年都会有二氧化碳人均排放数据，我收集了从1990到2005年的人均排放数据，把每年的人均排放合在一起就叫做人均累计排放，把它和15年的人均GDP放在一起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统计关系。现有的经济水平是与历史的累计排放密切相关的。再看世界上的几个发达国家，人均GDP高的，人均累计排放都相对较高。美国的工业化差不多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工业排放迅速增加，此后只有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有所下降，还有就是近几年把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向其他国家。 1900年，美国人均的碳排放量是2.4吨，我国现在才1.4吨。中国的总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人均累计排放量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那么排放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我想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思考，个人认为就是三个：人口、人均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先看人口，现在世界人口是65亿，2050年联合国预计是要达到90亿。再看人均能源消费量，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任务，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我们科学工作者也好，就是要为普通人民提供享受现代文明的机会，大家都要过好日子，那么能源的人均消费量以后肯定是要增加的。要解决的主要就是能源结构，这是可以调整的，但需要时间。当下的困境在于新能源是不能零排放的，比如太阳能，生产太阳能的电池板，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生产完了要用二十年才能把生产过程中的耗能补回来。但是这个电池板能不能用二十年还是个问题。

　　低碳发展现在说得很多，低碳过去没有过，以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这是我的预测。欧洲的排放是我们的两倍，他们也并没有低碳。我们要发展也不可能真正低碳的。我们的减排是要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的增长。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基本建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能源结构有没有可以调配的部分？能源结构可以调整，只是速度很慢。首先是它的周期性很长；其次，新能源的探索工作并不是那样的简单。现在中国大量地使用煤，其实煤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现在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们要关注的一是创新能力，二是社会需求。中国人最需求的就是基本设施，大家要解决住房、交通等基本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肯定需要排放量。那些交通已经健全的发达国家，仅交通排放一项就是每人1吨碳。而当今我们国家人均排放量是1.4吨碳，这个数据囊括了大量的制造业、交通等所有的排放量，我们这些都是属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他们是奢侈排放，我们是生存排放。其实，中国不是一个能源浪费国家。

　　那可不可以做到能源的零排放呢？长远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当能源能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了。所以二氧化碳问题正和环境问题一样，环境问题来自于能源的利用强度在提高。环境问题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其实它也是当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时候，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能处理了，我相信这个会被科学解决。

　　那政治问题是什么呢？发起人不在美国，也不在中国，而是在欧盟。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平台，重新构建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固化现在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异，这是他们的目的。我个人认为是，欧盟希望一手压美国，一手压中国。这是由欧盟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理论所决定的。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单极世界是最危险的。欧盟经常强调多元世界。同时，压制中国也是他们的一个政治理论：凡是崛起中的大国，都将对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作出重大的调整。从一开始的葡萄牙、西班牙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到现在的美国，这些冒出来的大国都挑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国是属于崛起中的大国。欧盟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在统一的过程中，要让成员国认同自己是欧盟成员，就需要寻找一套共同的价值，并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气候环境恰好成为了他们共同的价值，并将这种价值当作有别于他国的一种导向。另外，欧盟可以集中各国的技术优势，同时消除别国的经济优势。

　　所以现有的减排方案，我们称之为“G8方案”，是2009年6月份时，由8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共同提出的方案，方案表达了 “到2050年之前，全球减排50%”和“我们先减80%”两个想法。其实分析该方案，我们发现这就像是切蛋糕，最先减排的就最先占据排放额度，余下来的才属于其他国家。最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构成3.8倍的局面，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只有10年的排放空间。所以，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不能签署这个方案。

　　外交方面其实就是关于排放权，核心的问题是未来排放权的大小之分。减排分两类：发达国家要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减缓。第二，发达国家应该拿出一部分的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但现在一分钱也没到位。第三，就是透明度，美国提出减排要实现“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检查，其目的是为了转变谈判的焦点，把矛头引向中国。所以说，外交关系十分复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计划。那么现在的核心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把谈判焦点从 “减排”转移到 “未来排放权的分配”，中国才能真正取胜。

　　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被一些人放在神坛上，受一些人顶礼膜拜。我相信，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我非常希望国内众多的支持者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人云亦云，应该秉承求是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国际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国内来说，是如何统筹绿色发展的问题；对国际上来说，则是一场斗争。我们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适应它。

丁仲礼 第四纪地质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1957年1月出生于浙江嵊州市，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质系。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副主任，国际IGBP-PAGES执委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第四纪地质学、古环境学、古全球变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被国际SCI收录的论文引用达800余次。 1997年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同年获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优秀科学家奖、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