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起环境公益罕见胜诉

　　被告非背景深厚肇事企业

　　本刊记者 王和岩

　　一次难得的胜诉，一份正在征求意见的文件，让环境公益诉讼的支持者看到了些许希望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诉。

　　2010年12月30日，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起的一起环境公益诉讼，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审宣判。

　　法院判决支持了上述两家环保公益组织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工业污水，支付原告相关费用，承担该案发生的检测费、诉讼费。被告当场表示不上诉。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起由民间社团发起的公益诉讼胜诉案例。

　　此前约半个月，另一场环境公益诉讼也在云南昆明开庭。昆明市环保局将违法排污造成水污染、严重危及周边上千名村民饮水安全的企业告上法庭，索赔430万余元用来恢复环境。2010年12月13日，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由于公益诉讼属于民事诉讼行为，法律规定，只有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此次昆明市环保局能发起诉讼，盖因昆明市检察院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检察院前不久完成了《云南省环境公益诉讼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相关人士表示，该文本将广泛征求法院、公安、环保等部门意见，经专家论证、修改后，以联发文件的形式会签下发试行，以期解决因法律空白造成相关执法、司法部门认识上的分歧，走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立不起、诉不出、判不下”的困局。

　　获胜关键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介绍，2010年10月18日，贵阳市乌当区群众通过中华环保联合会网上热线，投诉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将生产废水排放到南明河，严重污染了南明河水质。

　　随后，马勇等人前往贵阳实地调查。10月30日，他们来到定扒造纸厂厂区所在地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

　　白天，定扒造纸厂一切看上去正常，没有排污。可是，当晚7时，当马勇他们再次来到该厂区，所见情景完全不同。大量的废水生产被直接排进了邻近的贵阳市饮用水源——南明河。

　　直到次日凌晨6时，定扒造纸厂仍在排污。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排放，南明河出现了一个长长的污染带。

　　据马勇及其同事了解，从2003年开始，定扒造纸厂因向南明河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及超标排放废气，多次被当地环保部门处罚，并限期治理。然而，七年过去了，定扒造纸厂依然我行我素。

　　2010年11月1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与贵州当地民间环保组织——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一起将定扒造纸厂告上法庭。

　　12月30日，清镇市法院环保法庭在贵阳一审开庭。当庭判决定扒造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工业污水，消除对南明河的危害，支付原告为搜集证据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及承担案件中的分析检测费、诉讼费共计1.2万余元。

　　宣判后，被告定扒造纸厂法定代表人吕长贵表示“不上诉”。

　　马勇告诉本刊记者，这起环境公益案件能够获胜，在固定证据、创立支持诉讼的合理支出的机制等方面有一些可取之处。

　　法院2010年11月19日受理案件的当天，原告还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并获得法院支持。四天后的清晨7时，清镇市法院法官及法警在乌当区定扒造纸厂现场进行证据保全时，所见排污情景与诉状中的陈述如出一辙。

　　此外，为尽快减少对南明河水源污染，开庭前20天，原告就向环保法庭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请求法院立即对被告采取强制措施，停止污染行为。随后，法院下达民事裁定，要求被告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工业污水。

　　据马勇介绍，贵州省环保厅的环保专业博士刘晓静和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局长、高级工程师帅江，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全程参与了该案审判。“他们的参与，使得该案审判更专业、公开和高效。”

　　同时，该案还得到相关基金会的资金支持。该案审判长向新华社记者介绍，案件发生的1500元的分析检测费用，由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护基金会先行垫付，“是我国首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鉴定费用得到基金会资助的案例”。

　　2010年3月，贵阳市中级法院和清镇市法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公益诉讼制度的意见》，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存在资金困难，例如评估费、鉴定费等，可以申请公益基金援助。

　　有限进步

　　2009年，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发起过两起环境公益诉讼，一起接受调解，一起以撤诉告终。马勇表示，当时接受调解是因为被告应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诉讼要求，完全停止了产生污染的那部分业务；同样，撤诉也是由于被告行政机关做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按照法律规定，达到了诉讼目的。

　　马勇表示，此次贵阳的环境公益诉讼能够胜诉，得益于“地利人和”的优势。首先，贵州省此前通过相关条例，使得像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这样的民间环保社团，获得了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他说，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绝大多数以环境教育、培训宣传为主，能够提供专职环境法律服务的非常少，和地方环保社团共同提起诉讼的尝试，不仅能提升他们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外界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关注度。

　　然而，该案的胜诉只是环境公益诉讼的一次有限进步。据马勇介绍，被告定扒造纸厂是一个生产能力年仅6000吨的小造纸厂，本身属于即将被关停淘汰的企业。马勇承认，如果是对当地利税有着重大贡献的大企业，这样的诉讼是否能提起，能否立案，会不会得到公正判决等诸多方面，都将面临各种巨大压力。

　　同时，根据他们的调查，定扒造纸厂从2003年开始偷排污水，以每吨造纸排放20吨污水，每年即向南明河排放10.8万吨污水，其一年的超标排污费就达数百万元。而定扒造纸厂每年所交纳的税收只有60多万元，远不足以支付南明河的污染治理费用。定扒造纸厂偷排污水，每年可为其“节省”数以万计的费用。但对南明河造成的污染损失却难以估量。法庭出示的检测报告显示，其排放的污水超出国家排放标准几十倍。

　　尽管原告在法庭上强调，对定扒造纸厂造成的污染损害，保留追诉的权利。但已经关停的定扒造纸厂，注定永远无法弥补它对南明河造成的危害。

　　在昆明市环保局发起的云南首宗环境公益诉讼中，两名被告分别是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下称羊甫公司)，以及羊甫公司主要股东注资成立的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下称三农公司)。三农公司具体负责的生猪养殖小区，为昆明市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附近的水源地大龙潭带来了污染。

　　2011年1月11日，云南省安宁市环保法庭开庭审理一起液氨倾倒案。2010年5月22日，受私人车主雷键雇用驾驶液氨罐槽车的吴朝建，在一个村子的灌溉渠内偷排罐车内剩余液氨，导致附近村民庄稼和鱼塘遭殃。这也是云南省首例因非法排污污染环境、危害公共安全，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

　　不过，与那些背景深厚的肇事企业或个人相比，羊甫公司和三农公司，雷键和吴朝建均被环保人士称为“软柿子”。

　　2010年5月，环保组织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对国电阳宗海发电有限公司脱硫设施运行不正常，二氧化硫减排不力，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据称被昆明市中级法院搁置，至今未能立案。“环保法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就是潜规则。”代理律师之一、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夏军律师表示。

　　有益尝试

　　在马勇看来，目前很多环境保护，包括节能减排，几乎全靠行政手段解决。行政执法手段的不力，致使许多企业屡查屡犯。而环境公益诉讼作为法律手段，可以解决一些行政手段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

　　依靠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必须于法有据。而法律空白导致相关执法、司法部门认识存在分歧，致使环境公益诉讼在很多地方陷入困境。

　　一则来自云南省检察院官方网站的消息，披露了云南省尝试通过联发规范性文件乃至部门地方立法的方式，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困局。

　　这份名为《云南省环境公益诉讼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的文件，已经起草完毕，准备征求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

　　谈及起草《意见稿》的初衷，云南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兴荣说，现行法律制度规定，原告必须证明与被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是环境污染的受害人。这样的法律规定不仅不适应环保要求，也让司法实践陷入两难境地。

　　据张兴荣介绍，之前，云南省在昆明、玉溪、怒江三地公检法机关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专司环保执法和环境司法职责，但由于缺乏规范性文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立不起、诉不出、判不下”。

　　2008年阳宗海砷污染等事件，给云南的环境保护敲响了警钟。云南省检察院以此为契机，申报云南省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重点项目课题，进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

　　之后，云南省检察院成立由本系统相关人士组成的课题组，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借鉴国外成果，历时三年，数易其稿，起草了《云南省环境公益诉讼实施办法(课题建议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意见稿》。

　　据张兴荣介绍，《意见稿》共12章53条，由受案范围、检察院提起的环境诉讼、起诉与受理、审理与裁判、及法律监督等部分组成。

　　针对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普遍面临的资金窘境，《意见稿》在“司法经费与诉讼费用”一章中提出，由政府设立环境保护基金，对相关费用提供必要支持，原告诉讼费用全免；一旦确立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相关的诉讼成本、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全部承担。“这是一种惩罚机制。在一些国家惩罚性的赔偿设计比较多，作为地方来讲，我们争取做到的只能到这一步。”张兴荣说。

　　对颇受关注的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讼主体问题，《意见稿》的相关意见显得颇为谨慎，仅有环保行政部门被赋予诉讼主体资格。

　　张兴荣解释，环境公益诉讼本身比较特殊，一旦提起将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所以目前的诉讼主体设计中，民间环保社团暂时没有涵盖。因为涉及权限配置，争议会比较大。他们初步设想，经过前期试点后，再逐步推进放开，允许技术、资源力量比较强的民间环保社团提起诉讼。至于公民能否提起公益诉讼，短期内仍将持一种比较慎重的态度。

　　张兴荣表示，《意见稿》涉及很多方面，大家认识上没有问题，但在程序设置和权限配置等具体操作标准上，还需要反复磋商，进程不太好预测。目前，争取年内以省级相关职能部门联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会签下发试行。未来不排除争取进入地方人大立法项目，但“工作量大，周期长，现阶段不现实”。

　　张兴荣透露，最高检察院研究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的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调研组，将于春节后前往昆明调研，届时他们也要向调研组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