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项目如何化解公众的环境焦虑?

2013-5-10 09:12 | 发布者: EHS最新资讯 | 查看: 1384 | 评论: 0 | 来自: 中国环境报

摘要：近日，又有地方因上马PX项目而掀起舆论波澜。究竟该如何化解公众的环境焦虑？又该如何避免“一闹就停”和“迁址复出”的拉锯战再次上演？媒体目光投向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EHS资讯：近日，又有地方因上马PX项目而掀起舆论波澜。究竟该如何化解公众的环境焦虑？又该如何避免“一闹就停”和“迁址复出”的拉锯战再次上演？媒体目光投向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究竟该如何跨过PX这道坎？

　　为何PX变成了敏感词？

　　从2007年因厦门市民的“散步”而进入公共视野起，PX这一化工专业名词就衍生出“一式多份”的问题，承载着公众的环境焦虑，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环保压力。

　　5月8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照理说，争论多年，关注多年，应该能得出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然而，虽然日本横滨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等国外经验屡有报道，虽然环保部门和化工专家也进行过诸多解释说明，但仍能看到公众“散步”抗议不断重演、仍能看到“一闹就停”和“迁址复出”的拉锯不断重演。为什么所有的牌还是按照第一张牌的方向倒下？

　　PX项目值不值得敏感？5月8日潇湘晨报评论员文章称，综合近6年来媒体的报道、专家的辩论，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所谓高毒性、高致癌性、易爆炸、秒杀一座城市、比1000枚导弹威力更大等等说法，都是经过了夸张的传言。化学界的共识是，PX本身是低毒物质，生产过程中会有剧毒物质产生。但是，后者是很多石化项目都会存在的风险，并非PX项目所独有。民众关心自己的环境权益属于天经地义，但是单单认准PX两个字母却不能说秉持了充分理性的态度。即便是从民众利益本身出发，这样的标签化也容易造成更多环境权益的损失。

　　各地为何要上PX项目？4月28日《财经》杂志分析了PX项目对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意义。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城市中22％~34％的细颗粒物排放和全国30％的氮氧化物排放，均来自机动车。环保部门认为，汽车尾气是造成雾霾的“首恶”，这又与中国车用燃油质量偏低直接相关。今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决定，加快中国油品质量升级。此次炼化升级，主要是指降低中国汽柴油中过高的含硫量。业内预计中国炼化行业整体投资至少需要2000亿元。

　　目前，降低汽油中硫含量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主流做法是“加氢脱硫”，使得油品中的硫分变成硫化氢，然后分离出来；二是使用吸附法。

　　但被公众和有关决策者所忽略的是，生产低毒物质PX的催化重整工序，不仅生产提高汽油品质的清洁组分芳烃(PX　为芳烃的一种)，还副产脱硫必不可少的廉价氢气。如果炼厂没有芳烃联合装置，几乎无法完成炼化升级任务。

　　同样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一个业界常识是，炼化产业链历来是一个闭环，自成逻辑。割裂其中任何一道工序，都会造成巨大的不经济和上下游的衔接失衡。

　　《财经》杂志就PX项目处处受阻采访了多位人士。“国内一系列PX事件的成因非常复杂。表面看，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其中却是地方政府、石化企业与居民之间无法互信和缺乏沟通。”中国石油大学一位教授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增加。”环保部专家则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对PX的科普方法不够科学，政府、企业应从整个石化产业链的角度对PX的原料、生产和应用详细解析。青岛民意代表赵晓光认为石化项目的被妖魔化，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地方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将自身与大炼化项目绑在一起，反而加剧了民粹与妖魔化。

　　缺少有效沟通是症结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强调，解剖PX项目可见，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沟通对话。不管投资多大、工艺多先进，如果牵涉到民众利益的公共性问题，仅以“通告”、“告知”的形式“单向度传输”，怎能在信息时代、权利时代赢得民众支持？公众激烈的表达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是没有被听见、被看见的情绪和声音。

　　5月8日的扬子晚报评论指出，PX引发的拉锯战，却很能反映出公共领域萌芽的混沌:政府政策秘而不宣，公众感情过激宣泄，公共理性严重缺失。公众对PX敏感，既是知情权被蒙蔽，同时也是对政府信息历史欠账的裂变反应。

　　如何化解公众的环境焦虑？

　　通过对话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平衡点5月7日的新京报引用浙江省人大代表钱燕珍的话指出，政府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多加考虑民众的社会福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表示，PX项目在中国已成为敏感符号，其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沟通，项目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评估和生产建设。“没有神秘感了，它自然不会恐怖”。

　　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面对民众潜在的利益诉求，如果当地政府能转变危机应对的思维，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化解，在PX项目上马之前，积极搭建政府、民众、企业三方对话的平台，进而实现政府了解民意、企业尊重民意、民众理解政府企业行为的良性局面，则有希望做到化潜在危机于无形，最终履行好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兼顾的管理者职责。

　　实现有效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可能改变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5月8日潇湘晨报认为，民众反对，地方政府宣布停建。看上去是尊重民意，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反倒给社会留下了“PX项目果然有问题”的印象。此后，这些项目在哪里出现，都会立即引发当地民众的警惕。这样的处置方式，实在是得不偿失。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头就要向民众公开项目的详尽信息，其中当然包括安全问题。要敢说真话，不要担心民众看不懂、不理解。

　　怎样的信息披露才是适当的？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曹明德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指出，采取引人注目的方式，使得信息发布有效，而不是以隐蔽的方式自欺欺人。要告诉附近的居民，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会有哪些环境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让民众心里有数。丑话说在前头，要先把话说开了，大家才好判断。

　　如何避免“一闹就停”？

　　潇湘晨报指出，PX项目要脱敏，补上两堂课很有必要，一堂课是公开透明课，一堂课是制度设计课。

　　应建立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新京报在报道中称，“环境污染已成为继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之后造成群体性事件的第三驾马车。”专家指出，这种“一闹就停”的决策执行方式，只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在“环境敏感期”，凡涉及公众环保焦虑事件，政府更应通过召开听证会，公开环境评估报告信息，从而提高决策的民主参与度、运行透明度。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表示，项目投建中，应该建立“谁受益谁补偿、谁影响谁受偿”的一整套谈判以及利益补偿和平衡的机制。“如果你修建的这个邻避设施，虽然对多数人有益，但是对少数人的伤害和损害已经超过对多数人的益处，就应通过谈判协商，政府告诉受损的居民，会给你们什么样的补偿，会配套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居民如果觉得这些条件，足以抚平可能带来的伤害，就有极大的可能继续谈下去。”

　　何艳玲认为:“不妨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一套运作模式，通过立法明确邻避设施所建社区居民、邻避设施兴建方、政府的权责和义务，让各方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诉求。”

　　潇湘晨报则认为，建立科学的利益补偿机制三个要点，一是补偿，二是多地选点，三是“拍卖”，让不同地区的民众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有环境影响的项目。

　　建立公众表达平台人民日报的评论称，虽然从政务公开到微博问政，新形势下交流对话的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与群众的权利诉求相比，仍有距离。统筹各个职能部门、统筹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公众表达的平台、疏通权利救济的渠道，才能下好这盘大棋。

　　相关链接

　　求解中国式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城市化中的欧美国家。起因是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的诉求通常是“别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英文简称NIMBY，中文译为“邻避”)。

　　在亚洲，邻避运动首先现身于日本。随后，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也迎来了这一浪潮。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丘昌泰告诉记者，台湾邻避运动始于30年前，早期口号是“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邻避运动行动者最早以中小型工厂为抗议对象。

　　丘昌泰表示，台湾环境影响评估法规是邻避运动得以部分解决的主要保证，其中包括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厂商若不做相关公开，则属于违法，该项建设就不能进行。（EHS中国）

　　据介绍，最终能补偿和收买怒气冲冲的抗议民众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环保回馈”。丘昌泰称，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邻避设施变得不讨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

　　事实上，充分的公众参与和公正的环境评价，是所有国家和地区解决邻避运动问题的法宝。

　　但在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看来，中国大多数邻避设施在建设中，周边居民的权益通常没能被充分考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误区是，政府照顾大多数人利益，想当然地认为小部分群体应该牺牲和付出。中国向来重视集体利益，对小部分个体的意见不以为然。封闭决策、简单通告，当老百姓开始有意见时，又采取回避的办法，问题于是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