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尘肺病人们以中老年人为主，死亡将在痛苦中来临，而维权之路已被“买断”。 败诉的病人们 对一个二期以后尘肺病人来说，四五万元最多够一两年的医疗费。他们的肺叶被二氧化硅粉末侵入，就像一块海绵被塞进了太多沙子，失去了应有的张力，每一秒钟都在缺氧。肺叶纤维化之后，极易病变和发炎，呼吸窘迫随即而至。生命，只能靠挣扎和医药费来维持。 这正是61岁的何新义拒绝去医院、甘愿躺家里赴死的原因。彼时，他的身体濒临油尽灯枯，经济上则山穷水尽。 尚未走到这一步的病友，只能自救。君召乡政府时任副乡长郑学卿告诉南都记者，自2009年下半年起，乡政府与尘肺病农民们签订了至少十几份买断索赔权协议，加上其他救助，“一共花了一百多万元”。刚开始的两年内，这个群体变得比较沉默。直到去年，可能补偿金都花得差不多了，就有人起来告状了。 在尘肺病人和家属那里，则是另一种计算：因为乡政府的补偿金并非一次性支付，。在结清之前，这些农民都不敢跟政府决裂，害怕拿不到余额。直到去年，没了这个心病，病人们才重新聚集起来。 不过，形势远比2009年时不乐观。晋爻村和李庄村的十几个病人家庭，很快便败下阵来。 2012年3月30日，登封市劳动仲裁委以“超出法定期限”为由，驳回孟军委、乔素英、孟憨旦等十几名尘肺病人和家属提起的仲裁申请。 后者又把国安硅砂公司起诉到法院，每名病人索赔工伤保险待遇80万元，以及2万元工资和社保费用。2012年7月3日，河南省登封市法院作出一审裁定，驳回了上述要求。 登封市法院认为，工伤认定和工伤等级鉴定是处理劳动争议两个必不可少的必要前提条件，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职工、直系亲属和工会组织可在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直接向有关部门提起认定申请，双方不服者可提起复议，复议再不服可提起行政诉讼，所以法院无权对劳动者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 病人们不服又上诉。2012年9月28日，郑州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就在二审败诉当天，包括上述十几名原告在内的18人，又向登封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十几天后，申请又全部被驳回，理由是这些申请“已超出1年的法定申请时限”。18人再申诉，又被驳回。 “我也同情他们，但没办法。”3月21日，在登封市人社局社保科，科长景云峰翻出好几份法律文件给南都记者看，以证实病人们工伤申请超期，依法不得受理。 民事诉讼无门，病人们又想到了行政诉讼。2012年11月19日，在登封市法院大门外，张海超指点这18名尘肺病人和家属去法院立案庭递交诉状。18人以乡政府买断协议违法侵权为由，要求撤销协议，并赔偿共计1100多万元。 立案庭先是拒绝接受起诉书，在张海超发了几条微博控诉后，算是收了下来，但没有出具任何文书，只是说“研究研究”。 4天后，“研究结果”出来，不予受理，但也不开不受理通知书。十几个病人和家属又被赶出法院。 “他们走法律途径维权，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在张海超的牵线下，有公益组织和律师无偿帮助君召乡的这群病友。但对前景，张海超一点也不看好。他甚至找不到法院判决书错在何处。 也许，正像张海超所说，每一个像他一样在石矿厂打工的农民，跨进大门那一刻，“命就不是命了。” 期限内申诉也无门 悔不当初，是所有尘肺病人的共识。很多个夜里，孟军委都会责骂自己，为什么要到一个粉尘蔽日，一个月只发一次普通口罩的矿厂上班，一个月还只能挣千把块，远不够现在每个月的药费。 “只要能让我病好，我啥赔偿都不要了。”妻子乔素英说。现年46岁的乔素英原本身体强壮，这也是她能进入石矿场打工的原因。但强壮的身体，却让她成为村里仅有的一个尘肺病女患者。 在晋爻村和李庄村，尘肺病毁了数十个家庭。夫妻患病的，有孟军委和乔素英；父子患病的，有孟憨旦和孟相根；翁婿患病的，有吴振荣和李新建。在贫困和挣扎中，他们唯一确信可以等到的，是痛苦地死去。 那么，如果他们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和仲裁，又会如何呢？在晋爻村，还真有人这么做过。他们是孟憨旦和孟相根父子，以及晋中超。 2009年12月18日，上述三人向登封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10年2月4日，人社局以三人提供的职业病诊断书把工作单位写成家庭住址，与职业接触史中的“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不一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格式和要求为由，下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法条依据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部令第17号第九条之规定”。（EHS中国） 通知书并未明示所谓“第17号第九条之规定”究竟何指。在2010年4月2日，登封市人社局向郑州市人社局汇报的调查报告中，则点出“第17号令”实为《工伤认定办法》，而该办法第九条对职业病诊断书不符合格式和要求的规定称，“劳动保障部门可以要求出具证据部门重新提供”。 郑州律师张少春认为，从字面和法理来看，“出具证据部门”显然不应是上述三申请人，而是出具诊断书的河南省职防所。但该所时任所长王金河向南都记者证实，他们并未接到登封市人社局要求重新出具诊断书的要求。 相反，登封市人社局把球踢给三名申请人。“我们去职防所要求修改职业病诊断书，职防所说他们只能做病情诊断，无权确认劳动关系，不给开。”孟憨旦的二儿子孟相伟说。 要确认劳动关系，只能走仲裁。然而，这条路当时已经被堵死。在2009年12月16日，三人已经向登封市劳动仲裁委提交申请，要求确认与国安硅砂公司的劳动关系。第二天，仲裁委即以“三申请人已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与登封市国安硅砂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争议为由”，不予受理三人的申请。 于是，登封市人社局依据同一份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不同的情节，先后驳回了三人的劳动仲裁和工伤认定。而职防所方面则向南都解释，诊断证明书上的职业接触史，来自病人自述，是张海超事件后，诊断机构采取的变通办法，并非对劳动关系的认定。 王金河更透露，当时医院方还接到国安硅砂公司的公函，要求不能把该公司的名称写到诊断证明书上去。 三人因此无路可走。“他们又一直催我们签协议，说再晚就没了。”孟相伟说，无奈之下，三人于2010年3月9日，与君召乡政府签下买断索赔权的协议，分别拿到4.5万元。在此前几天内，三人及家人还在信访意见书和承诺书上签字，保证不再上访。 南都记者获得的一份政府文件还显示，因为孟相伟上网告状，君召乡政府专门为其成立了一个“稳控领导组”，组长乃君召乡稳控办时任专职副主任孙耀宏，下有组员3人，其中包括晋爻村的村支书，要求对孟相伟实行乡领导、乡干部和村干部“三包一”责任制，严密监控其动向，一旦有疏失将严厉追责。 孟相伟原本是个海员，因为父兄的尘肺病而被迫停工在家，被乡邻夸为“孝子”。不过，在政府部门眼中，他无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他的父亲孟憨旦，是十几个尘肺病人中最严重的三个之一。其余两人，晋现伟和晋中超，现在都陷入半痴呆状态，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找不到的矿老板 2009年，郑学卿是君召乡负责工业的副乡长。现在，他承认政府当年对企业卫生和劳保监管不力，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管理水平是要逐步提高的”。 据郑透露，当时乡政府曾与国安硅砂公司法人代表孙国安多次沟通，对方坚称所有患病者都非企业员工。到最后，“只能我们乡财政拿出这100多万，现在你去查账还能查出来。” 2009年末，在被曝光后，国安硅砂公司曾花了几十万元，给粉碎生产线安装了一套除尘装置，没多久，该矿场就停产了。君召乡政府和登封市人社局都表示，他们现在也联系不到孙国安。 同样表示联系不到孙国安的，是登封市法院。2012年12月17日，18名病人和家属又起诉孙国安，要求确认劳动关系。一个月后，该案立案。但至今，仍未开审，法院的理由是“找不到被告孙国安”。 3月21日，在登封市法院，有病人家属质问法官，“找不到人，能不能公告送达。”对方的解释是，“别急，最近听说又有人见到孙国安了，我们再找找他。” 孙国安的代理律师则拒绝接受采访，称案子过于久远，他现在也联系不到孙国安。 “开胸验肺”者张海超对这起官司一点都不看好。在他的维权经验中，即使劳动局和法院受理，这种案子办起来拖个三年五年是常事。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份协议，拖光了这些病人的维权时限。“老板只要一句话，你超出时限了，你就没话说。” “有关部门其实在逼我们。”张海超说。在距离君召十几公里外的颍阳镇陈沟村，冗长的程序拖死了两名尘肺病人，家属和其他病人只好抬棺去政府大院讨说法。 在河南中西部的矿山中，像国安硅砂公司这样的企业不计其数。张海超说，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违法违规生产，几乎不注意劳动者的防护，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却一直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和处罚。“原因何在？只有那些跟企业有千丝万缕的官员心里最清楚。” 就国安硅砂公司而言，工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它的采矿和安全生产许可。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份，却在2000年就开始生产。 在2005年，君召乡国土所的两名干部，就因为包庇一家非法开采的企业，导致爆破时致一死一伤，而被追究刑责。这一死一伤者，也都来自晋爻村。 乡领导郑学卿几乎在所有卖断协议上都签了字。在他看来，病人们应该感谢政府，而非上告。“政府拿公款补贴他们，已经是不妥了。” 郑学卿说，他不否认这些病人都患了职业病，但事已至此，光咬住政府不放，政府也没义务和能力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EHS中国） “他们可以搞搞养殖什么的，并没有哪个病人穷得揭不开锅。”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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