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污染超标 鄱阳湖源头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以及修水等五条河流的水源头已遭受到较为严重的污染。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石镇镇窑前村的蒋卫华，曾在万年县特色产业园里面的海能电源公司工作，目前已辞职在家养病——因为曾在海能电源公司工作的经历，让他在去年底发现自己已经铅中毒，蒋卫华目前正在进行排铅治疗。 仅在海能电源，铅中毒的就不仅蒋卫华一人。蒋卫华透露，“中毒最深的工友，血铅的含量达到600多ug/L(微克/升，正常值在100ug/L以内)，最少要治三个疗程才会减轻一些。” 处于乐安河下游的万年县石镇镇詹家、横山及窑前村等村庄村民同样因为遭受重金融污染的“毒害”而四处诉苦——“特色产业园”内高污染的铅酸蓄电池及印染企业影响他们正常生存。比如，因为用井水洗澡之后身上会起红疹，附近村民都不敢喝、也不敢使用井水，需要花钱购买饮用水。 村民们受到的影响还不仅限于生活方面，在农业生产方面同样深受其害。前述的程传财等村民说，2010年6月“特色产业园”还发生过有毒物质泄漏事件，使周边农作物绝收。 类似的问题困扰着鄱阳湖沿岸各地的人们。宜丰县工业园区紧邻着良田铺、陂下村等村庄，良田铺村一位村民也告诉记者，她四岁的女儿血铅值达299.6ug/L，目前也在吃药排铅。 这位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大部分小孩都血铅超标，给小孩体检的医生们说，‘要不你们搬走，要不工厂搬走’，工业园区的蓄电池厂和化工厂对生活的影响太多了。” 另外一位村民漆小平(化名)透露，良田铺、陂下等村共有一百多名小孩血铅超标，他们都在新昌第四小学就读。这个学校的几百名学生都面临重金属污染问题，学生血铅含量普遍超标。 宜丰县工业园区一位汪姓副主任证实，新昌第四小学学生血铅超标问题已引起县领导的重视，投资1200万元的新学校正在建设中，今年8月份将会整体搬迁。 在万年县“特色产业园”，记者看到一家名为金泽电子的材料公司，厂内的设备锈迹斑斑；设备产生的废水、废气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向外排放；正在作业的工人说，厂里“没有污染处理设备”。 对于上述村民所说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万年县环保局监察大队负责人陈超飞说，他们专门取样对重金属、COD两项指标进行了检测，村民们的井水符合饮用水标准。 本报记者采访的各县市环保部门官员及企业负责人均称企业“达标排放”，但研究机构发布的成果显示，包括乐安河在内的鄱阳湖源头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以及修水等五条河流的水源头已经遭受到较为严重的污染。 最新的鄱阳湖污染源调查数据也表明，九江区域内的鄱阳湖滨湖7县区的主要污染物COD排放总量为19775吨/年，其中工业源为5044吨/年，非点源为11683吨/年，为鄱阳湖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两者占80%多。 在滨湖的7个县区中，又以庐山区的工业污染源最大，废水排放量和COD排放量分别占工业排放量的56%、65%，主要排放点源为庐山区化纤企业。 南昌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李鸣等人针对鄱阳湖的重金属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鄱阳湖的表层沉积物中Cu、Zn、Pb和Cd(铜、锌、铅、隔)4种重金属的含量平均值明显高于相应土壤背景值，其中Cu值为背景值的12.95倍。 “由于鄱阳湖五河源头的化工、矿区等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建议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管。”李鸣称，鄱阳湖流域日益增强的经济活动加剧了鄱阳湖生态环保压力。 协调发展“冲突” 鄱阳湖流域的水环境不断恶化，加剧了水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地方政府大力建设的“血铅”项目、鄱阳湖滨湖化工项目显然与江西省及国家相关部委的要求相悖。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于3月20日开始“出重拳、用重典”整治违法排污企业。 江西省环保厅巡视员倪忠民表示，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江西对多次整改仍不达标的200多家污染企业进行了关停并转。江西省还配套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政策措施，从源头控制新的污染源。 事实上，有关鄱阳湖生态污染的问题早已被江西省高层所关注。早在《鄱阳湖生态经济规划》2009年12月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初，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就强调，江西要破解“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这一新的“哥德巴赫猜想”难题。 此后，除出台相关法规外，江西不断开展针对鄱阳湖区域排污企业的整治行动，但收效并不明显。有关企业非法排污、有毒物质泄漏等问题不断发生。 比如，去年12月，九江市湖口县金砂湾工业园内九江天赐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公司”)发生硫酸储罐冒顶事故，造成20吨硫酸泄漏，给鄱阳湖生态带来严重威胁。 乐平市政府在回应媒体对于该工业园化工企业污染问题亦称，“虽然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园区的环保工作，但仍存一些问题”。比如，部分老化工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达不到现在的排放标准；少数化工企业主环保意识淡薄，受利益驱使，存在偷排现象；个别化工企业生产过程中操作失误造成事故性排放。 首都师范大学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李志涛、王夏晖等人认为，工业产值已占据江西经济主导地位，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较慢、污水处理设施落后，导致了鄱阳湖流域的水环境不断恶化，从而加剧了水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使得该地区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冲突”的阶段。 为了缓解“冲突”，江西省多次对鄱阳湖流域区域的污染企业进行整治。比如今年1月，江西开始全面清理滨湖一公里范围内的污染企业，排污不达标、污染严重的企业将被整治或关停。 江西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说，江西将持续对省内5条主要河流干流和鄱阳湖周边1公里范围内195家企业实行重点监管。目前，已对25家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属落后淘汰的生产工艺企业实行了取缔关闭措施，对3家污染严重企业落实了限期治理措施，对2家企业责令搬迁。 江西省环保厅副厅长罗来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国家九部委开展对排污企业的重点整治后，江西亦将展开相应的工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治理需要多部门联手。 不过，这种“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措拖究竟能起多大效果还有待观察。江西省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黄国勤认为，江西要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除政策引导外，更需要解决多头管理的制度性难题。 此外，江西还可以适时出台生态补偿机制及污染排放交易机制，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 王夏晖则认为，虽然江西近年对鄱阳湖流域投入大量物力、财力进行治理，但“成效十分缓慢”，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称，太湖、巢湖、滇池等流域在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没有对水环境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致使这些地区的水质受到严重污染，现已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的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 “江西要吸取太湖、巢湖等流域的教训。”王夏晖提醒，江西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水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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